我发现：司令员从来没有这样疲乏和忧郁。
我跑回自己队伍，让大家整队，讲了新的战斗任务，便率他们快步走出村子，在灌木林中展开成散兵线。盘踞小山丘的希特勒分子开始射击。可是我们继续运动。许多人看见我们后，从地上站起来。这是被敌人从山丘打下来的那些分队的战士。他们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我们的散兵线。我的这支队伍象滚雪球一样，人越来越多。我听到有人大声喊：
“同志们，将军和我们在一起！冲啊！”
我们冲到了山顶。用枪弹解决不了的就用刺刀和枪托解决。希特勒分子倒下了很多。我们抓了四十个俘虏，缴获了几门迫击炮和几辆摩托车。把这些都打发到戈罗季希后，便急忙赶到河边。幸好法西斯分子来不及炸桥，它落到了我们手中。天已经黑了，但四周都有干草垛在熊熊燃烧。这是我军主力的最好方位物。可是他们却不知为什么迟迟不动。我派二级军事技术员斯捷潘诺夫去报告战斗结果，并报告我们将遵照命令向先恰进发。
这时，我们的补充人员越来越多。方面军油料供给主任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方面军后方警卫长罗加京上校带来了一批边防军人。各后勤机关指战员或单独，或两人一伙、三人一群，纷纷来到。而司令部纵队却一直不见影。
深夜，我们接近了伊斯科夫齐－先昌斯基耶（尤斯科夫齐）村。尽管天黑，我们还是很快就根据希特勒分子设置的路标判定了方位（他们有德国人拘泥细节的特点，几乎在每个交叉路口都设置路标）。我们停下来，好让队伍靠紧些，并整好队。当阿列克谢耶夫和我做这件事时，作战部军官们走遍了各个农舍。躲藏起来的居民们听说突然进村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红军，便纷纷走到街上来，抢着用各种食物招待战士们。
我们派去同方面军司令部联络的一名作战部参谋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谁都没跟我们走。他遇到了一些由戈罗季希冲破敌屏护队封锁的战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人谁都没留在那里，所有汽车都向西开走了。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是我们是奉命去先恰的，所以我们必须去那里。可能方面军司令部是经另一条路去那里的。司令部不可能不经过先恰，因为那里有一座横跨苏拉河的桥。这条伤脑筋的小河有一大片变成沼泽的河滩地，只在先恰和洛赫维察两地有桥。但是往洛赫维察钻是不明智的——那样的大居民地恐怕已经遍地是敌军了。
我们的队伍在拂晓前从行进间突入先恰村西郊。没有德国人。可是刚接近桥梁，对岸敌人就实施了猛烈的机枪和火炮、迫击炮射击。大家只好卧倒。我同阿列克谢耶夫和罗加京商量了一下，决定实施冲击。必须夺占渡口和整个村庄，并扼守到方面军司令部纵队到达。射击未曾停息，但战士们按我的口令跃起向桥冲去。这时德军坦克也出现了。它们一边用加农炮和机枪射击，一边向我岸急驰而来。而我们连燃烧瓶都没有，只好放弃村子。事情很清楚，我们是攻不下这个村庄的。于是准备绕过去。
我们把队伍分成两部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率自己的那群人向北走，我率其他人向南面的小村庄卢奇卡走。两群人都应准备就便器材渡河，黎明以前要等候司令部纵队到来。
我们失去了与方面军司令部会合和任何希望，拂晓前分乘几条船过了河。当地居民送我们沿难以辨认的泥泞小路走过了沼泽河滩地。我们顺利穿过公路，隐蔽到麦垛间。我派年轻的中尉多罗霍夫去侦察。他回来时很高兴：
“将军同志！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国营农场。那里一个德国人也没有。居民们请我们去。”
在国营农场的这个镇子里，妇女、老头和孩子们（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上前线了）把我们团团围住，提出了当时通常会提的一连串问题：我们的红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德国鬼子会侵入我国国土这么远？
我讲了我们方面军的困难处境和苏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并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妇女们开始抢着请我们“到寒舍吃一点”，并把包着各种食物的纸包塞给我们。
我们在这好客的镇上休息了一整天。战士们擦拭武器，洗脸，缝补衣服，有人还刮了脸。可是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危险，派出了环形警戒。
到处都乱扔着法西斯的传单。我看了其中几张，都是欺骗性和语无伦次的。其中一张是写给“乌克兰先生们”的，答应从今以后给他们这些“自由臣民的后代”真正的自由。至于这个自由意味着什么，却解释得极为含糊。讲得非常明确的只是进行以下选择的权利：假如“自由臣民”胆敢不服从德国当局，是上绞架还是被枪毙。接下去是一列长长的清单：
禁止干什么和干了什么会被处死。
我召集指挥员共同研究尔后行进路线。
幸好我身上有一张小比例地图（百万分之一）和指北针。我们决定尽可能离开道路行动，以减少同敌人遭遇的可能性。
每一段路都要测定准确的方位角，以便于夜间判定方位。
晚上，我们和镇上居民亲切告别，向大村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