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我们的谈话。集团军司令员叫参谋长去。
“该分手了。”将军叹了口气。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战处。”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要兼任副参谋长。
1940年10月交给我领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红军飞速发展，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如今，一群戴着上尉和大尉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战斗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来。一位坐在角落里的热情的黑发者迅速朝我走来，他有三十岁上下，一对眼睛象两个橄榄似的在黝黑的脸上闪烁，注意和探询地打量着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绍道，“代理作战处长。”
我紧紧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扬。奉命担任你们的处长。”
“那太好了！”他高兴地说。“再不来我们就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司令员对我们毫不留情。一有差错就申斥一顿，真够受的。”
“怎么，我是你们的避雷针吗？”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点发窘，“不过，上校总要感到轻松些。”
大尉把军官挨个儿向我作了介绍。我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请我的副手介绍情况和作战处要完成的任务。艾瓦佐夫只用图而不看记录，十分详尽地作了介绍，使我熟悉了情况。他说明天早晨集团军司令员要定下进攻决心。在此之前，他将听取司令部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建议。作战处长通常要报告情况判断，并准备提出自己的决心建议。
我们准备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种演习的情况我都已习以为常，因此事情办得很顺利。我们甚至还睡了一会。集合之前一小时，值班员叫醒了我。
我刚刮完脸，我住的土窖入口处就传来了我那机灵副手朝气蓬勃的声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帐篷里已做好了集合准备，您报告所需的地图和图表都已挂好。同志们开始在那里集合了。我们走吧，否则要迟到的。”
帐篷里已坐满了集团军领率机关的军官和将军。我随艾瓦佐夫走到作战处的桌子前。把工作图打开，检查过备考材料之后，我便环顾四周。我右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的上校。他有四十岁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后，和善地微笑着欠了欠身，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卡明斯基上校。
后来，在战争开始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还一起工作过。
他出生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马车夫家里，自幼十分爱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卡明斯基是一个老兵。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是红军的一员，并在那时入了党。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仅毕业于教会办的初小。但他勤奋自学，靠函授读完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开始他指挥分队，当到了步兵营营长。然后在特种训练班毕业，转而从事侦察工作，在这一工作中特别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才能。他智慧超群，性格坚强。
“我们后面这个人是谁？”我问起一个年纪挺轻、淡褐色头发的少校。
“军训处长科罗通·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异常能干的指挥员。”艾瓦佐夫说。
和卡明斯基并肩坐着的是个仪表堂堂已过中年的上校。
他那刚毅、沉思和聚精会神的脸色，我觉得很熟悉。
“这是谁？”
“我们的汽车装甲坦克兵主任。”
我看了上校一眼。遥远的往事象闪电似的在我记忆中闪了一下。又见到这位剽悍的高加索独立骑兵第2旅装甲营长了……但这是他吗？
“他是不是姓皮斯库诺夫？”我小声问大尉。
“正是，叫皮斯库诺夫·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
不错，这是我在外高加索时的老相识，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萨沙·皮斯库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