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咱们跟项城(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以籍贯代称)究竟要保持一个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段祺瑞问。
“你和他要保持翁婿关系呢，咱们就在服从的前提下，争取不失去兵权，或少失兵权。”徐树铮说：“若是不讲亲疏关系了，咱们就来个抗争，做给他看看。”
“什么翁婿关系?还不是狗扯蛋的事。一个姓袁，一个姓张，哪码哪码?”
“这么说，咱们就抗争!”
“怎么抗争?”段祺瑞气起来只会歪鼻子。鼻子歪了，常常束手无策。“难道再来一次兵谏?”
徐树铮摇摇头，但却说：“兵谏虽然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并不是上策。”
“你有上策?”“只能试试看。”“说!”
“第一步，疏远他。在疏远的同时，进攻他。进攻得逞，再难为他；进攻不得逞，第二步摊牌。让他找咱……”徐树铮把他的一步、二步具体做法仔细说一遍，段祺瑞微闭双眼，紧锁眉头，想了阵子，点着头说：“只有这样做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15年，是中国人的国耻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撕去了“友好”的面具，向袁世凯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凯不敢不接受，又不敢接受。于是，便派各种名称的使节去日本谈判——什么谈判，讨讨价钱而已，或者说是为自己装装门面而已。
就在这时，段祺瑞以陆军部名义向袁大总统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和军士薪金。
什么要钱，军队都快交出去了，还有心思管它薪金多少?这明明是和徐树铮议定的一个步骤——一个给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步骤。
段祺瑞的呈文到袁世凯面前，袁世凯正为派往日本谈判的代表人选发愁——原先的全权代表是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孙宝崎和日方代表日置益会谈几次，觉得日本人态度十分强硬，怕是二十一条之外难以争取优惠，便缩着头对袁世凯说：“宝崎不才，恐难胜任，请大总统另派高才，宝琦请求辞职。”
袁世凯正着急外交，外交总长要辞职，你说他心里能平静下来吗?铁青着脸色说：“你不行谁行?总得有个人交待呀!”
孙宝崎早有准备，他的次长陆征祥对袁世凯贴得很近，便说：“如此重任，自然是非陆子欣(陆征祥号子欣)莫属了。”
袁世凯一听是让陆征祥去同日本谈判，眉头一皱。此人对他靠得虽近，但是办理如此外交，他心中还不能十分放下。正是为“二十一条，，锁眉的时候，段祺瑞的呈文来了，袁世凯能不气怒：“这不是有意添乱嘛!他连呈文内容都不看，提笔在眉页上批了八个大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批后即扔出去。“退陆军部!”
段祺瑞见批示，怒从心起，歪着鼻子大骂起来：“骂人了，娘的!我看谁不是人?于是，他便毫不含糊地发表一个声明：“中国人宁可战死，绝不能接受‘二十一条件!”’
袁世凯做事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无论国人如何谩骂，无论段祺瑞等如何反对，也无论长江巡阅使张勋、广东惠州镇守使龙觐光等19省将军如何“请拒约”。对日谈判还是按照他那既定的调子“保护外人，尤宜谨慎”及“我尽东道之谊，斯无衅隙之生，等屈膝投降，出卖利益，去迎合日本人。并且训示那些进谏的将军：“将军等正宜尽心军事，不必兼顾外交。”还要将军们“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协同地方官禁止。”
还有一件可气的事：以太子自居的袁克定，通过模范团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向各界宣布，说日本人就“二十一条件，发出最后通牒时，老头子问陆军总长可不可动武，段总长说：“如果发生战事，三日之内即必亡国。”袁克定据此狂论：“陆军如此无能，总长所司何事?”
几件事凑在一起，段祺瑞方才明白“徐树铮的妙计也无妙处了”。山穷水尽了，段祺瑞不得不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袁世凯派员假惺惺地慰留一阵，最后，一方面任命王士珍“署理陆军部总长”，一方面堂而皇之地发出一份“大总统命令”：
前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呈称：“自去冬患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寝，适至今春，遂成洛血。多方诊治，时轻时重。医言：血亏气郁，脾弱肺热，亟当静养服药，方能有效。迄今四月有余，方值国家多故，未敢言病。现大局稍就平定，拟请开去差缺，俾得安心调理，冀获速痊”等情。当传谕少给假期调养。兹据续“请开去各项差缺，俾得安心调养，冀获就痊”等语。查自辛亥改革以来，该总长勋劳卓著，艰险备尝，民国初建，忧患迭乘，数年经营，多资臂助。因而积勤致病，血衰气弱，形容赢削，迭于会议之时，面谕该总长，酌于一星期抽两三日赴西山等处清静地方调养休息，以期气体复强。而该总长以国事为重，仍不肯稍就暇逸，尽瘁事国，殊堪嘉敬!兹据呈请开缺，情词肫挚，本大总统为国家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艮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