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却备有丰盛的午餐，品种斑斓，香气扑鼻。议员们明白了：“威恩并用，看来，不投曹三傻子一票是走不了人了!”上午9时，国会会议大厅奏起一阵音乐。当音乐停止时，议员们却发现主席台上除了有议长、副议长之外，还有那位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他军戎整齐，脸膛铁青，端端正正地坐在议长、副议长中间，两目不眨地望着会场；而会场上，除了布满着荷枪实弹的军警之外，还有不少“游神”；而在会场后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还藏着代理国务总理高凌蔚、直隶省长王承斌和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秘书长王毓芝，参谋长熊炳琦，副参谋长王坦——直系骨干人物几乎全到场了。
吴景濂以国会议长身份宣布开会，然后致简短开幕词。这个胖矮个儿的神态和他的身份猛然间呈现出极大地不协调：他语无伦次，声音乱杂，两只颇似惊恐地的目光不时地望着身边的京畿卫戍司令，似乎在等待他的目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以致，那段开幕词要表达什么意思，他也糊糊涂涂。好在议员们早已心照不宣，谁也不愿听那些唠唠叨叨，会场虽寂静无声，但却无声得吓人。
开幕词完了，散发选票；选票发下，开始填写，开始投箱……
北京召开诸子国会的时候，上海一幢小洋房里也正在举行着一个重要的会议，与会人员是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段祺瑞的代表邓汉祥和张作霖的代表姜登选。
汪精卫拉着邓汉祥和姜登选的手，微微笑着说：“二公再次来沪相会，可见芝老(段祺瑞号芝泉)和雨帅(张作霖字雨亭)对孙先生的信任。孙先生让我转告二公，我党始终把二公作肱股，革命大业，必得二公大力方能成功!联合之事，便依前番所议，咱们共成文书，以便日后协调行动。”
邓汉祥说：“曹仲珊忘乎所以了，不顾国人反对，依旧贿收议员，谋得大位。一些议员经不得金钱诱惑，趋之若鹜，到上海来了又
返回北京。估计曹三傻子迫不及待了，最近可能召开国会。”
汪精卫说：“好呀!早开国会、早当总统、早垮台完蛋!倒是一场利利索索之举。”
姜登选比较谨慎，更加上奉军新败于直，言谈起来，颇流露出一点余悸和底蕴不足。“曹吴现在是春风得意，北方有雄厚兵力；驱黎之后，大权独握，恐一时搬他难倒。还望孙先生和芝老善筹良谋。”
“好呀，我们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协商一下。”汪精卫说：“我想：由我们三家同心协力，曹吴立足之基并不太牢，只是时间近远之说罢了。”
——皖、奉、粤南北三家联合，共同反直，已非一日之议了。早在1920年7月直皖之战段祺瑞大败而退出政坛时，便从隐居的天津频频与广东的孙中山谋求联合，以便东山再起。那时候，直奉两家还是亲密的，奉张在段祺瑞将败时是向段宣战的。但是，张作霖并非一心向直，而是想在战胜之后能够分得一些胜利品。后来的事实证明，直系曹吴是不愿意“肥水外流”的，何况他们两家背后又各有帝国主义国家做后台，自然因分配不公而有了裂痕。段祺瑞败了，他要寻机报复，当然关注直奉关系，发现他们有了裂痕，段氏十分欣喜，便派要员去东北。l922年初，皖系骨干段芝贵便频频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也派大员去天津拜会段祺瑞。到了这年4月，直奉因矛盾激化，发生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战争结果，奉张大败，退出关外，直曹独揽了北京大权。
经过这场战争，奉张和皖段联合的步伐加快了。张作霖坚定地认为要报复曹吴，非联合段祺瑞不可；段祺瑞再起在急，也认为非借奉张不可，因此，信使更密计议加紧。
皖系残余实力，浙江总督卢永祥，还是霸据沪浙一方。张作霖便派姜登选为驻沪代表，以便及时联系。卢永祥委派得力助手邓汉祥为自己的代表，亲自和姜接谈。不久，邓、姜二人即达成共识：奉浙两方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誓与曹吴不两立，打倒曹吴后拥段上台。段祺瑞也想尽办法拉拢张作霖，张作霖觉得段祺瑞是北洋元老，资望很高，认定国家元首“非段莫属”，并一次即拨付段活动经费三百万大洋。段祺瑞对张作霖也一改昔日的看法，甚为赞扬。
段祺瑞与孙中山的联络，是在孙中山在广州进行的第二次护法运动的紧张的时候，即1921年12月，段祺瑞派心腹大将徐树铮去了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与他接洽，并且十分认真地告诉廖、汪：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又铮(徐树铮号又铮)切商军事之进行，现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争因于政略j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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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3日，徐树铮在蒋介石陪同下，由广州乘车去桂林，与孙中山直接晤谈，十分融洽。事后，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信上还说：
徐君此来，慰我数年渴望。
1922年2月20日，段祺瑞又派周善培到广州见孙中山，进一步商谈反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