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