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
照理来说，从此清王朝进入嘉庆纪元，皇帝也就该是嘉庆帝颙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是“嘉庆时代”，还不如说是“后乾隆时代”更贴切一点。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禅位”不过是他的又一次政治作秀，为的只是大规模地沽名钓誉，这一点在他的禅位诏书里表露无遗：“朕缵绍丕基，抚绥函夏，勤求治理，日有孜孜，……寰宇ㄨ安，蒸黎康阜，声教四讫，中外一家。御极以来，平定伊犁、四部、大小金川……功迈十全，恩覃六合……”总之是缺点并无，功劳无边，所有皇帝的分内事都成了无私的奉献，所有的杀戮靡费都视若无睹，统统粉饰太平。而在把六十年的“功劳”都不厌其烦地数了一遍之后，乾隆帝轻描淡写地放了一句话在最后：“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
为了迎合乾隆帝“禅位”的真实用意，军机大臣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这么些新奇规范：退位的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帝”，颁旨称“敕旨”，仍然用“朕”自称；新皇帝嘉庆只能称“嗣皇帝”。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遇“皇帝”字样只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为“万万寿”。一应军国政事，嗣皇帝都要在太上皇帝的“躬亲指教”下办理。所有的旧有官员进京陛见或新官员离京赴任，都必须先请太上皇帝训话。
在“禅让”礼举行二十天后，湖广总督毕沅触了第一个霉头。可能是被辖区内的白莲教搅晕了头吧，在向朝廷上的奏折里，他虽然记住了新款抬格，却不慎造错了句子，句中皇帝先出现，“上皇”后出现。奏折看在乾隆皇帝眼里，顿时了不得。这位搞文字狱多年技巧已是炉火纯青的太上皇立马火冒三丈，下令将毕沅交部议处，并特地下旨以儆效尤：“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大事，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奏定款式，通行颁布。毕沅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嘉庆的皇帝“蜜月期”才过了一半，乾隆就大煞风景地下了如此一道诏书，实在是将儿子的脸面扫了个一干二净。
当初乾隆在宣布要“禅位”的时候，曾经大张旗鼓大费银钱地修葺宁寿宫，说是要在退休后入住，可是当禅位仪式结束后，搬迁住处之事却再也没听他提起过。老乾隆仍然占着“养心殿”这个法定皇帝的寝居之处，说：“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宣布自己住惯了不想搬，还要在这里“训政如常”。无可奈何的嘉庆皇帝只得继续老老实实地住在太子所居的毓庆宫里。
非但如此，印着“嘉庆”字样的时宪历虽已在全国通用，却绝不允许进入紫禁城。在皇宫里看不到嘉庆纪元的任何东西，只有“乾隆六十一年”，就连铸币局铸造的钱币，也得是“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铸一半。
既然嘉庆皇帝不能过问任何军国政务，那么能不能主宰自己的后宫呢？答案仍然是：不能。
在禅让礼举行三天后，也就是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嘉庆帝的结发妻子喜塔腊氏被册封为皇后。
然而喜塔腊氏所得到的封后诏书却与其它皇后不同，其内容很值得回味，开篇就是：“奉太上皇之命”，随后才是正文，“遣东阁大学士王杰为正使、礼部侍郎多永截止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
得了一封出自公公俯允的封后诏书还不算什么，更令新任皇后喜塔腊氏难堪的，是乾隆在自己正位中宫的大喜日子里还同时替自己的丈夫封了一堆妃嫔。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太上皇帝乾隆老儿还特地选定，在儿子和媳妇的这个大喜日子里大宴宾朋。只不过宴的不是来为皇帝皇后贺喜的宾朋，而是为老头儿自己大办“千叟宴”。按照从前办此类宴席的惯例，这个日子选得很有点出奇。因为既非登基周年之庆又非太上皇大寿之日。只能阴暗地揣测是老皇帝誓不让新任皇帝皇后抢自己的风头，誓要让天下官员百姓都知道谁才是帝国的主宰。
“千叟宴”在康熙年间曾经办过两次，乾隆也曾经在自己七十五岁时办过一回，但是都没有这回当了“太上皇帝”的宴席办得风光。据记载，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列名赐赏者五千人。赴宴者上至王公大员，下至兵民匠艺，乃至各国藩王使节，在初四这天集于皇宫的“叟”们超过了八千人。
由于乾隆有话在前，嗣皇帝必须“朝夕敬聆训谕”，这样隆重的宴席当然更不例外，更要向中外人等展示父慈子孝，嘉庆帝是必要侍奉的，断无甩了老子去瞧老婆的道理。
据朝鲜使节后来的回忆，在这一类的宴席上，“太上皇帝御筵于宝座前，皇帝宴位于太上皇帝宝座东次。”“宴响之时，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总之，在为乾隆太上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在“千叟”们鱼贯出入宫庭的繁忙中，嘉庆皇帝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