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
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
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栲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护庇，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
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杀手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鲠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杀手。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杀手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杀手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
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据说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
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
可惜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然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打掉了人格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或者皇帝）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家破人亡。（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后来被他的儿孙们广泛采用，终明一世，锦衣卫、东厂、西厂，搅得人世间血雨腥风，恐怖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