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以顺民心为顶要紧。你所奏的，不切实际。”
“皇太后所说的民心已变，无非左道旁门的拳匪！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至今，亦断断没有仗邪术可以成大事的！”
“法术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驳，“今日中国，积弱到了极处，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都失掉了，试问何以立国？总而言之，今天召大家来，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断调兵，看来要侵犯京城，应该怎样应付？
大家有意见，赶快说。”
于是激烈的主张决一死战，温和的建议婉言相商，聚讼纷纭之中，渐渐形成一个结论，不脱一句古话：“先礼后兵”。先派人向来自天津的联军劝告，速速退兵，如果不听，则由董福祥的甘军往南硬挡。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派谁呢？”
“臣保荐许景澄。”军机大臣赵舒翘说。
许景澄充任过六国的公使，在西洋十余年之久，担任此一任务，自然是最适当的人选，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许景澄自觉义不容辞，慨然领旨，但要求加派一个人会同交涉。结果选中新任总理大臣那桐，许景澄颇为满意。因为，第一，能干而机警；第二，是端王载漪所保；第三，颇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达成使命，亦不致独任其咎。
“大起”散后，军机大臣及庆王、庄王、端王又被叫起，这一次是专门商量处置义和团的办法。由于载漪的坚持，慈禧太后很勉强的同意，由载漪与董福祥设法招抚。至于受抚以后的义和团，将如何运用，另作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