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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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