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就象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