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严重的问题，您同意吗？”
“非常严重。您的职责十分清楚，不需要我的劝告。如果涅恰耶夫回到他的祖国时，你必须逮捕他。至于我的儿子，您打算怎么办？也逮捕他吗？”
“哈哈！您尽可以说您的笑话，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不，即使打算逮捕他，我们也办不到，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但他留下了物证。留下了文件，比任何有自尊心的阴谋家应该留下的更多。他还留下了疑问。例如：他为什么自杀？我也想问问您：您认为他为什么自杀？”
房间在他眼前旋转。探员的脸朦朦胧胧，像一个粉红色的大气球。
“他可不是自杀，”他低声说。“您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当然不！我丝毫不了解您的继子和他动荡的生活，我也不想去了解。可我希望从材料和调查的角度了解什么原因促使了他的死亡。比如说，他有没有受到威胁？他的同伙有没有威胁要告发他？他是不是吓得寝食不安，以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许他根本不是自杀？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他被发现是人民复仇的叛徒，便用这种特别讨厌的方式加以杀害？我心里老在琢磨这些问题。因此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同您谈谈，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您是他的继父，在他没有生身父母的情况下，您长期担当他的保护人，如果您不了解他的话，还有谁了解呢？
“此外，还有一个喝酒的问题。他是不是一向喝得很凶，还是因为搞阴谋过于紧张，最近才喝上的？”
“我不明白。我们干吗要谈喝酒的事？”
“因为他死的那夜喝了大量的酒。您不知道吗？”
他默默地摇摇头。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您显然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好吧，让我同你开诚布公吧。我听说你来这里认领你儿子的文件，也可以说是踏进了是非之地的时候，我敢肯定，或者几乎可以肯定，您毫不怀疑会有什么麻烦。因为假如您知道您的继子同涅恰耶夫犯罪团伙有关系的话，您当然不会来这儿。或者一来就会声明，您要求发还的只是您本人同您儿子之间的信件，不是别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既然您继子给您的信已经在您手里，那就意味着您要的是您写给他的信。可是为什么———”
“我要的是信件，以及属于私人性质的所有其他物品。你揪住他不放是什么意思？”
“您说到哪里去了！……多么悲惨……不过让我们回到文件问题：您说了‘私人性质’。我突然想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明白‘私人性质’是什么意义。当然，我们必须尊重死者，必须维护您继子自己已经无法维护的权利，也就是本案中享有某种恰当的隐私的权利。预料到我们死后，有陌生人来查看我们的物品，打开抽屉，弄坏封印，翻阅私人信件———我敢肯定，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从另一方面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宁肯让一个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来执行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是必要的任务。当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未平息时，如果我们的隐私暴露在妻子、女儿或者姐妹的不存疑心的眼睛前面，我们想到这种情形能感到舒服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事宁愿让一个不会动情的陌生人去做，因为他对我们毫不关心，也因为由于职业习惯，他对这种事情根本无动于衷。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都是空话，因为说到头，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继承法：私人文件和别的东西都归财产继承人所有。在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死亡的情况下，就根据血缘原则，决定应该决定的事情。
“我们同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件是私人文件，应该得到恰当的慎重对待。来自国外的书信，带有煽动性质的书信———例如标出准备暗杀的人的名单———显然不属于私人文件范围。可是眼前的情况相当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