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1984年，库切的儿子死于意外事故，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继子巴维尔无止境的追寻与悼念，也许也寄托着库切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话语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库切最为放任情感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