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了一地，一拨人等在那里。孩子们在树枝上攀来攀去。我这边一伙人走近时，那儿立刻鸦雀无声。
一个士兵拿出一条簇新的大麻绳，把绳子一端抛上树去，树上的孩子接住绳子，在枝杈上绕了几圈再挂下来。
我知道这不过又是一个新把戏罢了，旧的花样玩腻了，再给一个无聊的下午找个解闷的乐子。可是我这会儿尿急了。“上校在哪里？”我轻声问。没人理会我。
“你要说什么？”迈德尔问，“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我凝视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蓝得好像眼球外面有一层水晶玻璃。他也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脑子里想到他就想到一个词：“行刑……对我用刑的人。”但这些词好像很陌生，我越重复默念，就愈觉陌生，弄到后来像石块似的压在我的舌尖上。也许是这个人，他带来帮助他和上校的人都是行刑者；也许他们都是首都哪个地方来的安全官员。但我看着他，却只看见那双湛蓝的眼睛、虽说僵硬但相当英俊的相貌，牙齿稍长，腭部微凹。他料理着我的心灵：每天把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关进栏圈，又对人的心灵百般蹂躏。然而说实在的，人的心灵在他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给外科医生留下的印象来得深刻。
“我实在难以理解你对我的看法。”我说。我忍不住嗫嚅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有点战战兢兢，我很害怕，汗水不禁淌了下来。“与其给我机会对那些我无话可说的人倾述，我更想跟你说几句，好让我知道为什么你在这事情上那么起劲；好让我知道你对我这个人——你伤害得这么厉害，这会儿还打算要弄死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话拐弯抹角地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一时惊诧不已。我难道发疯了想要找茬？
“你瞧见这只手了？”他说。他举起一只手，离我的脸只有一英寸。“当我还是个半大孩子时”——他弯了弯手指——“我就能用这只指头，”他伸出食指——“捅穿南瓜壳。”他把那只手指对着我的前额，猛地戳过来，我朝后退了几步。
他们倒是给我准备了一顶帽子，一个装盐的袋子，往我脑袋上套下去，在喉咙口用一根细绳扎住。透过袋子的网眼，我看见他们搬来一把梯子架在树杈上。我被带到梯子边，让我脚踩在梯子最下边的横档上，把作为绞索的麻绳拴在我耳朵下面的脖子上。“现在开始爬。”迈德尔发令。
我扭头看见两个模糊的人影拿着绳子的一头。“我的手绑住了没法爬。”我说。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爬。”他说，一边用胳膊顶住我。绳索抽紧了。“再抽紧点。”他命令。
我往上爬，他也跟着上来，在屁股后面催着。我数着一共爬了十档，一根树枝挡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掐得更紧了。“你以为我们在跟你玩吗？”透过齿缝他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动怒。“你以为我说话不算话？”
捂在袋子里，眼睛被汗水蛰得生痛。“不，”我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只要绳子还拉紧着我就知道他们不过是玩玩。可是一旦绳子松开，让我滑落下去，那就完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我要说的是，我和野蛮人的战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处理一件私事，把那姑娘送回家去。没有其他目的。”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要说没有谁是应该死的，”我套着滑稽可笑的罩衫和布袋，满嘴是胆小怯懦的恶心话，“我想活，每个人都想活。想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管是怎么个活法。”
“那还不够。”他放开我的胳膊。我在第十级梯档上摇晃着，绳子稳住了我。“你看见了吗？”他问。他爬下梯子。
没有汗只有泪。
树叶在我身边沙沙响。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你能看见吗，大叔？”
“看不见。”
“嗨，猴子，爬下来！”有人在下面喊。从扯紧的绳索上我可以觉出他们在树枝间的举动。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自己在横档上的站位，尽可能绷紧绳子，横在脚弓间的木档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这样看着一个人站梯子，那帮看热闹的闲人要多久才能心满意足呢？也许我得一直在这儿站下去，直到皮肉从骨头上剥落开来，被暴风雪、冰雹和洪水卷走。
但此刻绳子还紧在那里，甚至能听见绳索在树皮上蹭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必须抻着脖子以免被勒死。
这不是什么耐心的比拼，如果观众不满意，就得换花样。但这能诿过于观众吗？替罪羊已经有了；节日已经排定；法律已被中止，谁不想看一场好戏呢？在这场由我们的新政权上演的充满下贱、痛苦和死亡的好戏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有什么政绩会被人们记住呢？这政绩还包括二十年前出于情理考虑把屠宰场从集市搬到郊外。我想喊，因大骇而大喊，因胆颤而失声尖叫，但绳子抽紧了，被卡住的嗓子什么也喊不出。耳部血管的脉流“嘭嘭”地撞击着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