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 Bartolomeo 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