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派别从此彻底决裂了。”
举行饯行宴会的当天上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组织，并且准备派遣法国志愿军参加反对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在1925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撼丁香园酒馆的丑闻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他那些整天吟诗作画嬉笑吵闹的幽灵似的伙伴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超现实主义派人士的影响下，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变历史了，诗人们即将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时代。
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场所
我们的主啊，您在天上，请您就在那里吧。
雅克·普雷韦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活动场所有好几处：好几家酒馆、布勒东家和巴黎十五区的城堡街。但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东之外，超现实主义者们中的妇女很少，而且她们经常保持沉默。）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小酒馆。他们并不在吧台前聚会，总是在酒馆的最里面。他们把大厅里所有位置全部包下来。如同上班一样，他们在晚上六点准时到达。然后就开始他们的约会，玩塔罗牌、扑克牌或者从事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回答未知问题的游戏）；也有人在这些人中间进行调查，特别是常向他们提一些有关性或者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此类问题常常会引起冲突，造成紧张气氛；参加者常对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及周围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或者认真仔细地算账。所有这些活动都很少在心平气和中进行，朋友们相互邀请在中午或晚上七点聚在这里喝上几杯，申请加入该派别的人有时在这里接受审查和参加考试。
布勒东从不缺席，阿拉贡也几乎从不缺席。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气暴躁，动则暴跳如雷；后者文质彬彬，从来都保持威严与宁静，他那出奇的冷静在发生激烈口角时十分有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鼻祖布勒东只对他（阿拉贡）一个人怀有无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个人说话时客客气气。
他们喜欢色彩斑斓，所以喝石榴果汁。他们喜欢什么酒的名字，就喝什么酒。
他们就餐总执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规则：实行AA制，各人付各人的账。布勒东在拍卖卡恩维莱的收藏品时，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在需要的时候，他适时适量地出售一些。所以他比较富有，他经常为他人缺钱的事犯愁。保尔·艾吕雅也有钱，而且有很多钱，遗憾的是像他那么有钱的人只有他一个。因此，每当他们一起就餐时，必须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餐馆。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干事必须兢兢业业。阿拉贡不愿意接受布勒东制订的清规戒律，更愿意同南希·居纳尔手挽手闲逛，人们就看不惯。艾吕雅经常高兴地向周围的人们展示加拉的裸体照片，人们口头上同意看，但总是找种种借口婉言谢绝到场。人们都清楚他喜欢加拉，加拉也爱他，但她也同样地爱着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爱加拉，但也同样地喜欢艾吕雅。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利益，艾吕雅并不感到这种三角恋爱有什么不好。但无论如何，在布勒东组织聚会时，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缺席。尤其是出现屡次缺席的现象时，他们这位统帅、整个集会的“教皇”——体魄粗壮、腰板挺直、深色着装（墨绿色）、向后拳曲的头发——他神情威严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审视着整个会场，清点着到会者和缺席者的人数。发现一个妇女到来时，他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亲吻一下她的手。于是，吻手后来就成为超现实主义派的内部规矩。
他们主要在哪一家酒馆聚会呢？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运动时期，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苏尔斯（Source：意为泉水）”。这里距离布勒东和阿拉贡所在的瓦尔德格拉斯和布勒东生活的“伟人”旅馆都不远。布勒东正是在“苏尔斯”，让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贡朗诵了他与苏波合著的《磁场》一书中的两节。（《文学》杂志发表过该书的前三章。）布勒东、查拉和阿拉贡在这里接待要求加入他们运动的申请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例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让·阿尔普和年轻貌美、总是充满激情的造反派勒内·克勒韦尔。
塞尔塔酒馆为处于困难关头的阿拉贡提供了挣钱的条件：有一个时期，阿拉贡身无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苏波向在绝望中挣扎的他为《欧洲杂志》约了一篇稿子，因为苏波当时是该杂志的编辑部负责人。而阿拉贡正是在塞尔塔酒馆撰写了这篇文章，此文被收进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一书。
在20年代，布勒东搬到喷泉街之后，他所创立运动的总部起初就设在他家中，后来迁移至巴黎十八区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画家、作家。1929年至1939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和布努埃尔Louis Bun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工作者，是电影界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