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停下来：他生病了，必须卧床休息。
在卧室里，斯科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闭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应照顾他的女儿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脉搏正常，气色很好。但是需要为他量量体温。于是，他叫服务生来。
菲茨杰拉德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好转，我们必须乘火车，我必须立即到巴黎的美国医院去住院。”
体温表拿来了。斯科特把它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结果十分正常：37．6℃。
“高吗？”病号问。
“没有什么。”
“那你的是多少？”
出于友谊，海明威也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多少？”斯科特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37．6℃。”
“可你没有生病吧？”
“绝对没有。”
菲茨杰拉德从床上跳下来，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复得特别快。”
在巴黎还有一个美国人，海明威不认识。这就是住在弗莱律斯街的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时，他27岁。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对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可以替代那个因毁坏一把椅子被她赶出门的艾兹拉·庞德，而且他比庞德更加优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静地听她讲话，并且还征求她的意见。他不是还请她到他的住处去看他的手稿吗？
他拿自己的手稿给她看，他觉得它们写得不赖，但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蹩脚。出于指导他的目的，她让他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国人的素质》。海明威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才称得上是著作。格特鲁德·斯坦在她的《阿丽丝·道格拉斯的自传》中写道：“海明威对她讲，他和他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一生用于设法将这本著作发表，让它与读者见面。”
的确，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写手稿、校对小样，为它的出版帮了许多忙。这位大男子汉十分和蔼可亲，十分忠心耿耿。当格特鲁德·斯坦建议他退出新闻报业，全力投身于写作时，海明威双手紧贴裤缝，做出立正的姿势发誓，并且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美国工作，目的是当他返回法国时，不再从事记者工作。
真是一个好学生。在格特鲁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谈到海明威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
为何指出他这样的优点，而非其他的优点呢？格特鲁德写道：因为他有两位好老师——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鲁德·斯坦。是的，她的确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这个小家伙。同时，她也不否认他有才能：他善于囫囵吞枣，不懂的东西也能记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种带古老韵味的现代气息。
海明威的看法显然不同。首要一点是他来格特鲁德·斯坦家经常是单独一人，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夫人们跟着来见她，她们由阿丽丝·道格拉斯照顾。
海明威也喜欢这样的拜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饮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细欣赏挂在墙壁上的精致漂亮的油画。他与女主人之间的谈话也不错，起码不令人讨厌。没有外人在场，她更加轻松自在，谈论的主题更多涉及造物主们生活的闲话，而不是他们二人的创作与作品。她不惜花费时间给来访者开的性教育课十分荒唐可笑：她竭尽全力想说服对方相信，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肮脏的、堕落的，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却是美丽与高尚的。
其实，格特鲁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仅此而已。他觉得她的《美国人的素质》有一些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过长、重复、缺乏条理。他尽力撮合该作品的出版、校对小样都是出于友谊，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然而，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紧紧围绕格特鲁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报》上发表，她认为海明威根本别指望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东西，因为他还没有资格，他并非一个好作家。其他的美国作家或使用英语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强多少。
在格特鲁德·斯坦眼里，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只满足于整天泡酒馆，不顾一切地酗酒，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人”。从那以后，鉴于它的荒谬，这已经成为一句名言。
由于格特鲁德·斯坦无休止地侮辱这些年轻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后发展到同过去常去她家的许多朋友闹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莱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同其他人结盟一致反对她。勃拉克、毕加索、查拉、马蒂斯和萨尔蒙后来都分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贪天功为己有，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桂冠，而且说她不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评论他们的绘画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宽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