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两位画家应该为诗人画像了。科克托带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瓶柠檬酒，因为他希望在他面前摆放静物。
“不可能！”莫迪利阿尼果断地说。
他不喜欢静物。
“……但我喜欢发出嘶嘶声响的杜松子酒。”说着，他夺过杜松子酒瓶，将柠檬水挤进酒瓶内，倒上喝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最后干脆直接拿起瓶子喝。
基斯林气得发疯。
科克托静静地等候着。
又过了几个星期，他高兴得发狂：毕加索决定要为他画肖像了。被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毕加索，那时候知道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吗？当毕加索和科克托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闯入大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以前“洗衣船”的一切即将彻底地被埋葬掉吗？
他也许不是不知道。他与别人都不是不知道。这是莫里斯·萨克斯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何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最早陷入科克托的圈套：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他们为科克托提供他所需要的新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而同时也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科克托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他们就利用他的这一长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友谊仅仅是一种伪装，在友谊的言辞下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相互对立与鄙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有其真实的部分。很快，人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科克托和毕加索将一起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工作。后来，画家就同诗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距离。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故事。一天，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谈话涉及了让·科克托。毕加索郑重其事地讲：这个人在巴黎很有名，所有时髦理发师的工作台上都摆放着他的诗。
法国的报纸发表了这篇采访谈话，科克托看到了。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毕加索，让他就他的谈话作出解释。毕加索避而不见。为了扑灭这场可能毁坏其名誉的大火，科克托向一家报社宣布使用如此言辞攻击他的人不是毕加索，而是毕卡比亚。不幸的是，毕卡比亚进行了辟谣。科克托转身又向毕加索堡垒发起了进攻。他要求画家出面驳斥毕卡比亚的言论，但毕加索仍然保持沉默。
不久以后，毕加索和他妻子去剧院看戏，恰巧遇到科克托的母亲。这位母亲请求毕加索宣布在西班牙诽谤他的儿子的不是他。毕加索的妻子非常同情这位可怜的母亲，回答说毕加索的确没有使用那样的言辞谈论过让·科克托。
这样一来，诗人放心了，他们之间有关这次采访引起的纠纷总算平息了。
然而，不久以后，新的乌云又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20年代毕加索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十分厌恶科克托的《屋顶鳏夫》。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毕加索明确地从政治上站到了左派一边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尖锐对立。随着战争的来临，他们之间的暴风骤雨也爆发了：有点儿神奇般地成功躲避了被清洗的科克托走得更远，他竟然公开向阿尔诺·布里凯表示效忠……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毕加索虽然也不拒绝他登门，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对科克托持此态度的不仅是毕加索一个人。弗朗索瓦兹·吉洛曾经讲过：他和保尔·艾吕雅在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马赛附近圣特罗佩海湾的海滨浴场。时，有一条游艇开来停靠在塞内基耶家门前的港湾，科克托从游艇上下来。从来不喜欢他的艾吕雅对他十分冷淡。在科克托一再坚持下，艾吕雅冷冰冰地同他握了一下手。握了总比不握好嘛。这都值得科克托将它吹嘘为艾吕雅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毕加索从未对他热情过。1952年艾吕雅去世之后，毕加索的态度有了少许的改变。
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克托在蒙巴那斯很红，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和他一样红，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还更长。他也是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戏剧，其天赋多种多样，尽管他也十分擅长讨好沙龙的女士，但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打入了文学艺术先锋和时代精英的圈子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何人呢？他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起初，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写给毕加索的信中说，他与科克托之间的关系稍有好转。这是因为年轻的科克托于3月份写的信中，完全拜倒在阿波利奈尔脚下的原因吗？
我向您保证咱们将共同工作，而且我过去就一直确信咱们的交往不会中断。请原谅我冒着别人认为“这位年轻人极力在为自己的前途铺垫”的危险一再坚持。我如此勇敢地、郑重地向您请求恢复咱们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哪怕是您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到高兴，就像经过乔装打扮的泥瓦工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