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花花公子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尔科承认科克托的一大功劳：“如果没有让·科克托，谁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够接受立体主义呢？”据菲利普·苏波说，阿波利奈尔不怎么欣赏他，他说过：“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科克托……这是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是个变色龙。”勒韦迪认为科克托是一个“反诗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里秘密的嗜好、爱模仿、有成就狂，是个狡猾的骗子”。安德烈·萨尔蒙对科克托的评价比其他人都更加严厉，更加不讲情面，他写道：“从右岸过来之后，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速度，哎！出租车！争取从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现。在他满口精细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罗童德奶油—咖啡酒馆里的人们折服之后，诗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马克斯·雅各布也批评科克托，科克托也鸡蛋里挑骨头，挑雅各布的刺：《摇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发户，是个事事插手的温柔而肮脏的人”或者“是厕所里的让-雅克·卢梭……”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后面还将看到，在马克斯·雅各布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期间，毕加索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科克托却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救他出牢笼，遗憾的是为时已晚。1942年，他也曾经为自己向维希政府求过情。正因为他的这一卑劣行为，使菲利普·苏波对他痛恨之极。苏波讲，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开出售会（在这次出售会上，他出让了《磁场》的手稿）上，发现了1942年2月科克托写给贝当的两封信。在让·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宪兵监视，同时成为与伪政权合作的新闻界的攻击目标之后，科克托请求贝当元帅出面调解，能让本该被禁止演出的剧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国歌剧院继续上演。苏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节选：
我已经与法国歌剧院商量，决定为该歌剧院写一部宣扬阁下教导我们的……大型抒情歌剧。我的一生无可指责，我的作品没有污点。我是达尔兰海军上将的表弟。元帅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请求，是因为我尊重您、热爱您。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十分鄙视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甚至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请求大家原谅。他谴责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千方百计巴结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亚克公主、欧仁妮皇后、罗马尼亚的乔治·基卡亲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着爱金首饰和逛沙龙共同嗜好的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阿恩和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其实，蒙马特尔的诗人和画家们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让·科克托爱出风头，到处炫耀自己。他到达蒙巴那斯的时候，到处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宝物——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一枚闪闪发光的饰物。
伊斯库斯特瓦芭蕾舞团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在俄罗斯舞蹈设计家福基纳的领导下，这个剧团招募到了一些画家和音乐家。1909年，该剧团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站稳了脚跟。福基纳和塞尔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决裂，他们的剧团中就必须增加现代艺术家。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现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们同当时流行的音乐彻底决裂，由全新的作曲家为他们的作品配乐：奥里克、德法拉、米约、普罗科费耶夫、萨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来加入法国籍，接着又加入了美国籍。。继巴克斯特之后，该剧团也同德朗、勃拉克和毕加索签订了参加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