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床上生活。在从尼斯返回部队到马赛的火车上，阿波利奈尔结识了一位女士。他是奥朗女子中学的文学教师，名字叫玛德莱娜·巴热斯。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回到尼姆五天之后，阿波利奈尔光荣地加入了军官预备队。他更加经常地练习骑马，也上炮兵技术课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炮兵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这里指炮兵一词artilleur与艺术家一词artiste中的前四个字母相同，于是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字谜。——译注
军事培训课对他来说不难，不是什么负担。他收到索尼娅·德劳内寄来的包裹、阿尔西邦科送的毛衣、保尔·莱奥托的100个苏和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封信。桑德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对你讲我们在何处。”阿波利奈尔十分高兴：查禁管制如此之严格，他还想方设法同我联系。他为自己至今没有行动感到羞愧，为仍然没有上前线有种犯罪感。但至少这一拖延无意中给了他同情妇充裕的享受生活的良机。在见不到她的时候，他回想他们之间的美妙时光。她是他的终身女人。阿妮·布莱登、玛丽·洛朗森以及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尽管都非常好，床上的功夫也无穷无尽，但与她相比，都一钱不值。
当她向他详细描述她与其他人的放荡行为时，他极力掩盖自己的嫉妒心理。两个，还行；三个，勉强；再多就成罪孽了。有一天，她在信中大谈特谈意大利，他委婉地向她提了个问题：“此时，在你小小的花瓶里是不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呢？”他有时做比较：他，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纯洁的炮兵战士，而她呢，她的心灵和床向所有人开放，他们的家似乎成了妓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治恶。他提醒她当心点儿，因为其放荡的生活已经开始使他脸面无光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再也不理他的亲爱的、可爱的、小心肝儿、“亲爱的朋友”或“老同人”路易丝；他写信的签字也不再签“纪”，而是签“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也假装表现得十分忠厚老实，假装纯洁友谊；为激起她的嫉妒心使他能够更安心点儿，他向她描绘一些从他眼前路过、他完全可以拉进旅店的年轻姑娘……当他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挽回时，他挺直腰杆站在她的面前，不是以临时情人的身份，而是拿出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气派同她理论；他也寄钱给她；她去巴黎时，他把自己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他是诗人，他要求她把他的信件和诗歌都保留下来，因为他计划战后发表。他表现出自己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无论写什么，他在纸上只写一面，一方面方便未来的出版印刷，也便于以后把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加进去。他已经准备好书的题目：《我爱情的影子》。
圣母升天节那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上了前线。那是他一生中能够想到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的很少时刻之一。他十分同情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战争如此残酷的蹂躏，他觉得自己祖国的人民是最崇高而又最不幸的人民。他上前线，同样也是为了保卫她。
4月9日，他写了一份遗嘱给路易丝。他建议她同《法国信使》出版社签署一份有关他那部题目为《酒精》的作品的合同。他认为这能够让她得到一些钱。他详细地列出其文学著作出版社的清单与地址，与他签过合同的出版社。万一有一天他无法亲自去时，她可以以他的名义去索要预付款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在此之前，她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圣日耳曼的家中待着。一方面因为在同一座楼内住着一位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他不付房租，他希望她保证坚持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当其他人在凡尔登炮火连天的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巴黎仍然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有欠妥当。
当路易丝向他述说她患有贫血病时，他时而以丈夫（他渴望能够成为）的口吻说：打疫苗嘛；时而以过路情人（已经不是）的口吻讲：洗澡时的水应该是温和的；时而以嫉妒生气的口吻说：你要不同伤寒病人接吻，你也就不会患病了……
除最后一项外，他对她讲话时总带着他母亲科斯托维斯卡给他写信时的口吻。他的母亲总是要求他告诉她在哪里睡觉，要求告诉她那位科里涅“伯爵夫人”是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轻人、老妇，还是寡妇？她长篇大论地告诫他该干什么，其实她对儿子各方面的情形并不了解。只能让人认为她其实并不关心儿子，只是一味地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最关心的首先是而且只是她自己。十年前，她就是以同样的口气要求他的儿子（34岁）骑马穿过森林时要当心不要碰上炸弹，据说炸弹能炸出特别大的坑。“你如果连人带马掉进这样的坑里，那还了得！哪怕没有马，也不成！”在科斯托维斯卡大妈心中，惟有炸弹在森林里爆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炸弹能够炸倒树，于是她另加两条：“当心别让树砸伤！”“一定要每天祈祷圣母保佑你！”
4月11日，诗人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令他甚感荣幸的是，被任命为联络官。他可以骑马在野外奔波，他成为同行们中的佼佼者，他还可以在牛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作。看来战争并不可怕。
他与“嘟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