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纸做成的立体建筑物的启发下，1912年秋天，毕加索成功地用硬纸板制作了《吉他》。
于是呢？
于是我们赞同皮埃尔·卡巴纳在谈论毕加索时，说“合法剽窃的技巧”是他的惯用手法。尼诺·弗朗克对毕加索的看法更加苛刻：
毫无疑问，毕加索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我们时代最令人仰慕的艺术家。他的自私十分神圣：始终致力于利用所有事与所有人，不择手段地从他人口袋中获取自己的财富，朋友间的友谊与情人间的爱情全部成为他利用的对象，在工作中同样利用他几可利用的一切。有人认为他是靠利用女人起家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摘自1956年发表的尼诺·弗朗克的《蒙马特尔》］
在战争期间，毕加索并不欢迎人们去打搅他，但让·科克托不请自来，见到了尊敬的毕加索。画家带领诗人参观了蒙马特尔所有的画室。这些画室的门全部是半掩半开，一旦得知毕加索要来，在他到达之前，他们将画全部藏起来：
蒙马特尔的其他画家有的说他（毕加索）将会把我画树的方法学去，有的说他将把我想用在画中的虹吸管拿走。他们之所以害怕毕加索来访，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眼睛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能吸收，什么都能消化，回家之后他能够将一切都重新画出，而他们却做不到。
［摘自1996年出版的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我们也可以听听毕加索本人的观点。在立体主义时期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他解释说：在那些年中，勃拉克和他天天见面（马克斯·雅各布和格特鲁德·斯坦对毕加索与勃拉克之间的艺术默契怀有极大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最初是在蒙马特尔，后来在塞莱特、索尔格和蒙巴那斯都是如此。他们相互评判、相互批评。勃拉克曾经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类似于“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的同谋关系。的确，一个深受风景与静自然的启发，另一个将画物体转向画肖像易如反掌。他们二人希望创作出一种匿名的集体艺术，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二人的共同创作，以至于在解析立体主义阶段的所有作品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这个时期的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签名，如果有也是后来才补签的。卡恩维莱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时而持肯定态度，时而持否定态度。他在1961年出版的《与弗朗西斯·克雷米约谈我的画廊和我的画》中指出：在1908年至1914年间，两位画家经常是在作品的背后签名。他从中看出：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他们是避免为标明作品的出处破坏了画面的布局。他也同意毕加索与勃拉克的意见，希望他们的作品“不注明始作者”。
显然，这是他们二人真实的共同心愿，与他人无关。惟有德朗和格里斯看出了这一点，而自认为是立体主义支柱之一（卡恩维莱承认他是）的莱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
德朗是首批对黑非洲艺术怀着浓厚兴趣的画家之一，也是一个塞尚派的大人物。在埃斯塔克小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除色彩之外，在描绘大自然的绘画中，画面的形式与构成画面的成分也十分重要。在1907年的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图40)就突出体现了线条的几何化。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中人物体态的丰满，或许正是受到了的某些启发。德朗是促成立体主义诞生的主要人物之一，可是后来他销声匿迹了，让粘贴纸的这两位勇士从他眼前溜过。
在勃拉克和毕加索从事贴纸画和逼真画研究的同时，比他们俩更具有知识分子气和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格里斯也在从事这两种绘画手法的研究。他常说：“塞尚是从一个瓶子出发画出一根圆柱，而我是从一根圆柱出发画出一个瓶子。”在1912年独立派绘画展览会上，他展出了1912年作的《献给毕加索》(图41)，向他心目中的立体派首领表示他的无限崇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立体派的奠基者们已经不在一起工作了，格里斯就成为正统立体主义的使者。
世界大战导致了许多人的分离，同样导致了毕加索与勃拉克的分离。多年之后，毕加索向卡恩维莱透露说，他与勃拉克和德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4年8月2日。那一天，他开车送两位朋友去了阿维尼翁火车站。
勃拉克少尉在战争中受伤，做了手术。阿波利奈尔将“立体主义将军”的称号授予了毕加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又被德朗夺回去了。
两位伟大画家后来戏剧性地重逢过。但立体派已经解体，有点儿像他们共同研究探索出来的那些创作绘画的手法：人体错位、分裂和大起大落的动荡，正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毁灭世界的一场战争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勃拉克对其老战友毕加索愈来愈冷淡。他们之间逐渐拉大的距离把毕加索气疯了，他始终搞不明白勃拉克对他如此冷淡的原因何在。
勃拉克与马克斯·雅各布不同的是，他会保护自己。他不允许毕加索使用对依附于他的所有人使用的手段随意摆布他。
毕加索承认没有任何人像勃拉克那样爱过他。可以说勃拉克纯粹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