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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等待着。晚上八点了，送饭的人仍然未到。客人陆续地开始到了：勃拉克、雅克·瓦扬、达利兹、格特鲁德·斯坦、阿丽丝·道格拉斯，她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
八点半，订购的饭仍然未到，人们相互打听，最后才搞清楚是费利克斯·波丹把日期搞错了。人群开始骚动了，转眼之间，人散屋空。人们向不同的街道散去，最后又集中到附近一些有糕点和米饭的酒馆。“洗衣船”的那帮人匆匆赶回“猎人馆”。玛丽·洛朗森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是人们把她搀扶到家的。她仰面朝天地往长沙发上一躺，恰好躺在一个奶油水果馅饼上。接着又坐起来，手舞足蹈，乱叫乱嚷，浑身沾满奶油糖汁，又扑回到宾客们的怀里。没用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身上变得黏糊糊的，靠哪里粘哪里。费尔南德开始咒骂起来：“丑陋的美妞。”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身边的人一起上手才把她们分开。
恢复平静之后，大家派阿波利奈尔用马车去接卢梭来同他们一起进晚餐。画家既惊讶又激动，小帽子戴在头上，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小提琴，停在门厅里一动不动。人们又推又拉才把他安顿在餐桌边，一起举杯向他表示祝贺。阿波利奈尔背诵一首诗，萨尔蒙也背诵一首。大家都喝了许多。玛丽·洛朗森仍然兴高采烈，唱起了诺曼底小曲。纪尧姆小声地劝她收敛点，毫不见效，他将她拉到室外。他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她冷静多了。卢梭坐到人们为他准备的宝座上。萨尔蒙蹦上桌子就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毕加索将他推到外面。莱昂·斯坦站在卢梭面前，保护他免受在场人员的冲撞。但是，画家卢梭先生却迷迷糊糊地昏昏入睡了。他头顶的一盏灯笼里的蜡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头顶上。他醒过来时，还为在头顶形成的这顶蜡帽而乐呢。灯笼被烧着了，人们手忙脚乱，有的爬上椅子，有的登上桌子灭火。秩序恢复之后，卢梭拿出小提琴，边拉边唱起了他小时的儿歌：
哎！哎哎，我牙疼！
见大家一起鼓掌，他接着唱另外一首：
我呀，我不喜欢大报纸，
谈论政治的大报纸。
爱斯基摩人为我做了些什么
是他们将非洲洗劫一空……
唱累了，他又睡着了。
深夜，晚会仍然在继续，还有来访者推门进来：是弗雷德及他家的驴洛洛。洛洛蹭蹭这一位的衣服，拱拱那一位的帽子；一对美国夫妇，男的穿深色礼服，女的穿连衣裙，被这些下流放荡的法国人的艺术表演吓坏了，扭转身迅速地离去了。
天亮了，人们筹钱为卢梭雇了一辆马车。大家陪送他到马车旁边，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他的手中，人人都紧紧地同他拥抱告别。
人们对这次活动的评价各异：有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拉维尼昂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这一活动意味着他们这一帮都“上了海关职员卢梭的船”。莫里斯·黑纳尔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巴黎的晚会》中说，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取笑卢梭。格特鲁德·斯坦持中立态度。萨尔蒙奋起反击那些不怀好意的评论，他为画家卢梭辩护道：
我们热爱亨利·卢梭并非因为他笨头笨脑和对绘画的无知，我们喜欢他也并非因为他天真与单纯……我们喜欢的是他的纯洁无瑕，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坚忍不拔、超凡脱俗的精神。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们佩服他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在艺术界广泛创作的雄心壮志。除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外，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勤奋地创作。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毕加索之所以在他的家中组织这一招待晚会，将“猎人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将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覆盖起来，并将他的行李卷起，不是为了嘲笑与讽刺他人，而的确是为了接待一位他热爱并十分欣赏的艺术家——亨利·卢梭。
当然，亨利·卢梭常常令他发笑。他也为他的幼稚与老顽童的梦想而好笑，但是，大家共同笑、共同乐。任何人都不认为他愚蠢。毕加索笑了，玩了，但他从不嘲笑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马克斯·雅各布说过：毕加索不允许这样做。莫迪利阿尼的未婚妻贝阿特丽斯·哈斯丁说过，由于她说了艺术家卢梭的坏话，毕加索拒绝她再登他家的门。
卢梭无论处于任何处境，永远保持他好人的言行，从不抱怨。人们与他开玩笑，恰恰证明人们对他有兴趣。在绘画方面，他无须向他人索取什么，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有天赋。
如果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他有资格组织一系列盛大的宴会招待毕加索、勃拉克、阿波利奈尔……他同样有资格被授予追求艺术创作的特殊荣誉。他有资格与这些持续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的艺术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跨过塞纳河，在蒙巴那斯点燃艺术革命的熊熊火焰。
在他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的一个月，他爱上了欧仁尼-莱奥尼，但非常遗憾，她拒绝了他。亨利·卢梭试图说服她：
……因此，咱们应该生孩子，在咱们这个年龄，没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