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时而也取出他的煤油灯、烟斗和鸦片烟盒子。他是在一对住在蒙巴那斯丁香园的吸毒惯犯夫妇那里发现这种毒品的。酒吧的其他一些常客也品尝，这些人中可能有阿尔弗雷德·雅里，在他的《沙漠时光回忆录》中就有吸鸦片的成分：发烫的双唇、神仙般的肉体、适合的烟袋；也许还有布莱斯·桑德拉斯，在纽约复活节时，他说过：“为了让他快点儿上天堂，我给了他一些鸦片。”
从1910年起，椰子取代了鸦片，鸦片的消费量下降。在战争期间，对使用麻醉品的行为打击的力度更大。
“洗衣船”时代，鸦片已经成为巴黎的时髦商品，人们向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海军军官购买。你只要去小田街的一家店铺，在柜台上放25法郎，提出要“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带着必要的用具和所需物质回家去享用。
带着必要的装备来到“猎人馆”的客人们都像费尔南德那样，长长地躺在床上，一边饮着柠檬冷茶，一边随心所欲地享受着那能够让人升上“天堂”的魔力。
他们也吸印度大麻。据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说，印度大麻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位可以算做蒙马特尔的数学家——普兰塞的家中吸了它，阿波利奈尔出现了分身现象：他认为自己在妓院。毕加索产生了痛苦的恐惧不安，又哭又叫地说：他发现了一些照片，明白了其实自己的艺术毫无价值，最好去自杀。
他们大量吸毒，直至1908年。这一年，“洗衣船”的一位德国画家维热尔斯在吸过乙醚、印度大麻和鸦片之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对毕加索震动很大，他发誓从此再不碰毒品。马克斯·雅各布毫不动摇地继续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毕卡比亚都吸鸦片，后者承认他们几乎天天吸。阿波利奈尔在认识路易丝的时候仍然在吸，1915年初的几个月内，他是在一片鸦片的烟雾缭绕之中，与其《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缪斯路易丝一起去了尼斯。
除弗拉芒克只喝水、毕加索喝少量的烧酒外，他们更加经常干的事情就是狂饮。于是，蒙马特尔山酒吧的酒杯每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吧台上等待着他们。
他们不去盂特酒吧了，因为酒吧的常客传播无政府主义被警察勒令关闭了，但他们仍然跟随弗雷德老爹。他接过从前阿戴尔大妈开的“刺客酒馆”。阿戴尔大妈是古吕的一位朋友，而这家酒馆是古吕从巴黎公社的诗人、插图画家安德烈·吉勒那里继承下来的。酒馆的招牌是一只兔子从一口锅上方跳过，象征阿戴尔大妈制作的一道名菜——白葡萄酒烩兔肉。诗人们借用原主人的家姓Gill，把该酒馆改名为“Le Lapin à Gill”（吉勒的兔子），其谐音为“Lapin Agile”，意为“机灵兔”——这就是“机灵兔”酒馆的来历。该酒馆位于柳阴街，后来成为蒙马特尔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是毕加索帮活动的首选地。卡尔科、多热莱斯、马克·奥尔朗等人也来。
“机灵兔”是位于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的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四周鸟语花香，建筑物内有吧台、包间，室外带平台。室内昏暗，但弗雷德夫人——勤快麻利的勃艮第人贝尔特，每天打扫擦洗得一尘不染。用固定在屋顶上的铁丝挂着的煤油灯，在红色灯罩下泛着吝啬的黄光。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白色基督雕像和郁特里罗、布尔波特、苏珊·瓦拉东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毕加索1905年创作的一幅浑身披带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一个特大的石膏壁炉成为一支白色老鼠大军的藏身之地。它们与一只猴子、一只临时驯养的乌鸦，尤其是弗雷德的那头外号为洛洛（Lolo）的驴争夺领地。洛洛到处吃，什么都吃。在1910年的“独立派画展”上，还有它的一幅画像。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要提到它。
贝尔特负责厨房，弗雷德负责收款台，但他常常允许赊账。诗人们都喝好酒，个个酒量很大。他们首选的饮料也是老板推荐的，是一种用樱桃汁、白酒、石榴汁和樱桃酒配制而成的混合饮料。周末，酒馆的大厅与各个包间全部爆满，顾客中大部分是常客，其中也有少数是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抱有好奇心的人。
蒙马特尔的所有人都来“机灵兔”酒馆。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声如洪钟的哈里·波尔（毕加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尔卡波）和说话十分率直的夏尔·都林。后者惟有当他在大量背诵过波德莱尔、兰波、韦莱纳及拉福格的诗词，满足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之后，方能表现得热情洋溢、精神振奋。他在背诵这些诗词时不是在说，而是在往外吐。他头发乱蓬蓬，眼睛闪闪发光，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背诵的诗词之中。所有听众都被他如此投入的情感震慑了，静悄悄地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的背诵。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林总卷起衣袖，乐呵呵地接过贝尔特递给他的三明治。
弗雷德十分乐意接待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毕加索不仅仅是这个酒馆的常客，也是弗雷德家的常客。他为贝尔特的女儿画过肖像。贝尔特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马克·奥尔朗。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