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