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河里。如果说少年时代是因为找不到石头子儿，而把小折刀扔进维斯瓦河，那么这一次，毫无理由地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折刀扔进东、西柏林之间的“堡垒运河”，就只能理解为：马特恩要斩断同昔日的阿姆泽尔的任何关系，只愿同现在的黄金小嘴联系。换句话说，他要同“过去”决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的一切留下的都是痛苦的回忆。
在德国境内，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随处可见。这种精神受害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肉体受到残害者。正因为受害的范围更广、更深，所以，展示这种影响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的黑牧羊犬哈拉斯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条名不见经传的牧羊犬配种产下的“亲王”，在希特勒四十六周岁诞辰时被纳粹省党部作为生日贺礼献给了希特勒，得到总理府回信和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照片。自此以后，这条普通的看家犬便突然之间飞黄腾达起来。凭借着看家犬的光环，狗主人、狗主人的亲戚、狗主人的邻居和狗主人的木工伙计都先后加入了纳粹党；狗主人的儿子在学校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同学们都以此为骄傲，“因为这对于我们班级、我们学校和我们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学生们在教师带领下去狗舍参观，了解狗的谱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的少年队队旗以哈拉斯的名字命名；各路记者和摄影师从全国各地赶来采访；甚至连一些宗教报刊和专业杂志也都纷纷派出人员，前往考察。有关哈拉斯的事情被连篇累牍地恣意渲染，频频见报；哈拉斯的照片在国内外报刊上多次出现；就连狗主人的谈话也成为至理名言，经常作为图片标题被人们引用。由于新闻界的大肆鼓噪，一时间真可以说是“狗名远扬”。
在这部以为书名的作品中，狗占据着重要位置。书中虽然对佩尔昆--森塔--哈拉斯--“亲王”（又名普鲁托）这四代狗都有详细描述，但是，真正能够举足轻重的却只有哈拉斯和“亲王”，尤其是“亲王”，因为只有它才同法西斯的命运紧紧相连，甚至成为独裁者的宠物。正因为法西斯同狗结合，主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以才会演出那一幕幕的悲剧和闹剧。
但是，哈拉斯毕竟是因外之狗，它的辉煌只不过是“亲王”光环的余辉而已。因此，对于它的宣传虽然也有官方授意，但毕竟还是局限于舆论工具造造声势罢了。“亲王”则不然，它在给希特勒祝寿时外逃，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它的外逃不仅成为广播电台、报刊杂志谈论的中心，而且改变了希特勒的战略部署。在盟军和苏军步步逼近、柏林已经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下，德军组建了“陷阱行动指挥部”和“元首爱犬搜索队”，将战略重点从防御盟军和苏军的进攻转移到对牧羊犬“亲王”进行的围、追、堵、截上面，并为此制定了专门的“陷阱行动”计划。至此，狗已成为法西斯保卫的中心。正如作者在谈到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时多次用上“狗年月”这个词一样，仔细分析起来，这一看似荒谬绝伦的逻辑倒并不荒谬，因为非理性作为狗与法西斯之间的共同点，把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非理性势力支配下，有什么荒唐事不会出现，有什么暴行不会发生呢？然而，真正可悲的不仅仅在于这些反常现象本身，更主要的是人们对待它的那种麻木不仁、随声附和甚至趋之若鹜的态度。战后企图实现“非纳粹化”的马特恩连遭败北，终被翁特拉特拳球队以进行所谓“东方的煽动性宣传”为由除名，再一次证明了这种非理性影响的根深蒂固。于是，“遗忘”便成了人们的行动准则。马特恩本人也试图用大橡皮擦去“过去”的举动，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特恩和阿姆泽尔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阿姆泽尔因为有一半的犹太血统，遭人歧视，甚至连马特恩生气时也会骂他“犹太鬼”。由于他自幼体胖，人称“胖墩儿”，常遭人接。而马特恩则相反，他有曾经揭竿而起、后被处死的祖父和叔祖父，因此，血液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他身强力壮，在体能和体育运动方面总是强者。然而，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马特恩与阿姆泽尔的性格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虚伪与真诚、愚拙与智慧、激进与冷静、刻板与幽默、耿耿于怀与宽以待人形成了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
人称“咬牙人”的马特恩偏激、酗酒，动不动就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嘴里还不时冒出“犹太鬼”这句骂人话。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不惜出卖好友，恩将仇报，把莫逆之交打得鲜血淋淋。对于那些曾经损害过他的人，他从不放过。这个“寻求补偿的跟踪者”把那些人的名字记在“心上、脾上和肾上”，然后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地进行报复。他不择手段的报复不仅仅针对那些昔日的当事人，也针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和家禽宠物。他打着“非纳粹化”的幌子，把那些人的女人带走，使她们染上淋病，然后又将她们抛弃。由于他的迟钝、愚拙，他激烈情绪的发泄往往事与愿违，招致引火烧身的后果。
阿姆泽尔--黄金小嘴--布劳克塞尔这三个名字表明阿姆泽尔性格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与童年时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