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我，说话象放连珠炮似的：
“您注意，这里总卖烤鹅，便宜得不得了！”
我停住脚步，心里想着小卖部，我不能去。因为那儿有一张我和她曾经坐过的桌子。虽然这个地方还没有落雪，但空气中却已经充满俄罗斯严冬的气息。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将是怎样的一座坟墓啊！父母都年事已高，不幸的妹妹艳容已衰，冷落的庄园，破败的房屋。倾颓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格外多余、凄切……列车的尾部长得望不到头。对面，站台的栏杆房耸立着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象扫帚。白杨树后面冻结的鹅卵石便道上，有几辆出租马车等着生意，看这情景，库尔斯克的苦闷寂寞就不言而喻了。站台上一群村妇就站在白杨树下，他们都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围巾两端系在腰间，脸冻得发青，正在讨好多地招徕顾客，叫卖那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烤鹅——个个肥大，僵硬，皮上象长满了粉刺。打好了开水的人爽快地从车站前朝暖和的车厢往回跑，虽然觉得冷，但还挺愉快，一边跑一边嬉皮笑脸穷快活地跟村妇们讨价还价……终于，远处的机车猛然吼叫起来，阴森可怕，威吓我还有更远的路程……最使我束手无策的是不知道她躲藏在哪里，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早就不顾任何羞耻，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她追日来。她这鲁莽的行动无疑是一时的冲动，而妨碍她后悔的也只是羞耻心。
我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已经不象三年前那样了。如今我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巴图林诺比我路上想象的还要坏：村里的木房残破不堪，那些长毛蓬松的狗和停在门前结满冰凌的拉水车使人想起蛮荒时代，门槛和泥泞冻在一起，象铁一般的坚硬，通向我家庄园的车道上也布满了这种泥泞，象驼峰一般，空空荡荡的院子面对者阴沉的房屋，窗户也是一副愁苦相，高得不象样子的、笨重的屋顶是曾祖父和祖父时代修建的，有两道带檐子的暗台阶，年深日久，木料都已变成瓦灰色。一切都陈旧了，似乎被废弃了，无用了，连这无用的寒风也压迫着祖传下来的一株枞树的树梢，它高出屋顶，耸立在冬季荒凉的花园里……我发现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寒：炉灶裂了，只抹一点儿泥，为了取暖把农夫的马衣铺在地板上……只有父亲一人极力保持原样，似乎要反抗这一切变化：他变得清癯削瘦，体重减轻，须发花白了，可直到如今他还是经常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也不象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了。这种不顾年迈和贫寒而硬要装面子的做法真叫人难过。他表现出比所有人都更精神、更愉快（显然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羞辱和不幸）。有一天，他用颤抖的、已经枯槁的手捏着烟卷，忧郁而温柔地看着我说：
“得了，我的朋友，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焦虑、悲伤或欢乐，还是晚年的平和与安宁……这是怎么说的？”他说，眼里露出微笑，“‘和平的乐趣’哈，这真是鬼话；
在这简陋的茅屋里，
我们避开尘世幽居，
呼吸田野自由空气，
享受着和平的乐趣……”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悔恨，觉得我对他尊重和爱戴不够，我每每感到内疚的是，我对他的一生，特别是对他的青年时代了解得太少。当我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也很少想到这样做！现在我就是竭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彻底弄明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门第的人，一个奇怪的人，极容易和人相处，禀赋又多才多艺，可不知怎的竟一事无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内心热情，思路敏捷，通达事理，晓畅隐微；他的性格是个少有的结合体：爽快直率而深藏不露，外在简朴而内在复杂，眼光冷峻锐利而气质潇洒浪漫。那年冬天我才二十岁，而他已六十岁了。说起来甚至难以叫人相信，那时我已经有二十岁了，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时期！而他的一生已经过去。可是那年冬天谁也不如他理解我的内心活动，大概谁也没有象他那样觉察到我内心交织着悲痛和青春活力的矛盾。一天，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那是个宁静的阳光和煦的日子，院子上铺满着皑皑自雪，雪光从低矮的书房窗户里照进来。这是一间暖和的、充满烟草味的、无人照料的书房，我自幼就觉得它十分可爱；它的杂乱、舒适、总不变更的简陋陈设在我看来是跟父亲的习惯和爱好分不开的，跟我关于他和我自己早年生活的全部回忆分不开的，他讲“和平的乐趣”之后，放下烟卷，从墙上取下一把旧吉他，开始弹起他心爱的民间曲子来。这时他的目光变得坚定、快乐，同时他心底里好似藏着什么秘密；他应合著吉他轻曼而快乐的节拍低吟，而这吉他正含着凄然的微笑诉说着已经失去的珍贵的东西，诉说着人生反正都要完结，不值得痛哭流涕。
回到巴图林诺后不久，我就忍耐不下去了。一天，我突然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奔进城去。可是我一无所获，当天返回，因为医生家里简直把我拒于门外。当出租小雪橇到了我熟悉的、现在使我恐惧的大门口时，我怀着绝望的心情不顾一切跳下去，胆战心惊地望了望餐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