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７２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