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
我写的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Ｗ．Ｔ．Ｗｕ．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