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二）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
（三）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