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明珠一颗宝树三株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
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
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５日致王安忆安忆同志：
你的小说集要叫什么名字？还有两篇东西未到我手里，就是《蜀道难》和《我的来历》，其他的我都看了，看全了就可以动笔。事实上，我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还好，就是老伴又进了医院，但不日可以出院。匆匆。冰心八、三喜悦期待《儿童文学》这期编了一组福建作家的专辑，像这样集中刊载一省作家的作品，在《儿童文学》还是创举。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独特的山水、人物、花木、鸟兽。因此各省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带有很浓郁，很丰富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这一期多是福建作家之作。我是福建人，虽然居住在福建的时期很短，但我对于我父母之乡的感情，却很深厚，也爱读福建作家的作品。这期里，郭风同志的四篇童话散文诗，写得十分精彩而风趣。那篇《青蛙的旅行》，走过的就是福建特多的大榕树——福州城本有榕城之称。《麦芽糖人》是我熟悉的人。我最喜欢从他手里捏出来的花花绿绿的动物。而‘番婆’两字，是闽南话，指的外国女人，在北方我从未听见过。《布袋戏》就只在福州看见过，是比北方的木偶戏精彩多了！如火焰山，北方的木偶戏台上就搞不起来。《龙眼园里》
这一篇更是福建独有的。据说四川、广东也有龙眼，但是都不如福州的龙眼那么香甜！
舒婷同志是位很着名的诗人。在这一期里，她也写起小说来了。说的也是闽南的事：木棉树下，一老一少通过飞机模型的爱好，表现出生死之交，这篇《飞翔的灵魂》是很动人的。
陈仲义同志的诗《章鱼看见什么都想要》里的章鱼和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