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满天春气,老树生花,假使他今天还健在,我准知道他还会写出许多好文章,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我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我们大家面前说过,他和老舍,振铎,王统照四个人,都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来都比我大两岁。我现在还活了下来!我本来就远远、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一想起他们,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须尽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还能够做的一切的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78年第6期,后收入《晚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