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里。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她谈到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她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想一想。”她说：“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了。”
到处有亲人我们来到了五个孩子的住家，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着书。
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讲到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同志，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小同庆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老师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
小同来的老师崔承京同志，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上课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诫他不要糟踏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分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
二十岁的青年教师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贺的老师，她怕小同贺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每天放学后把同贺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着看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着我们笑。
幼儿园的老师们把照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他们成长起来了这些感受，我都写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咱们的五个孩子》这篇报道里了，在这几年中我又访问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都来看过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过不多久，毛主席就让中央办公厅回信，勉励他们珍惜幸福的童年，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委托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派车把他们兄妹五人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欢迎外国朋友及外国儿童的宴会。宴会快结束时，邓颖超同志又一次来到他们面前，郑重地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这五个孤儿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成长。现在大哥同山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姐姐同庆是北京市起重机器厂的技术员，妹妹同贺是北京市科技局的法文翻译，小弟同义去年高中毕业，到北京郊区通县插队，老三同来现在解放军中担任排长工作。
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在前进，“咱们的五个孩子”也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