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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的下午，我去参加了杜仁懿老师的追悼会。从八宝山归来，我感到这一次从八宝山归来，心情很异样——西射的太阳照在我背上，感到暖烘烘的，从车窗外掠过的初秋景物中，我似乎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这几年来，我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渐渐频繁了。
虽然每次在归来的路上，心情都不相同，有时悲愤，有时悲痛，但我总是由默然而转成消沉，从未有过像这次这样的兴奋的感觉！
我和杜仁懿老师，曾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联络委员会里一同工作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接触之中，我十分钦佩她对联络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我还记得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我们曾在北海公园的庆霄楼，给她开过任教四十年的纪念会。
“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几年中，我们没有通过消息，杜老师的音容，在我脑中渐渐地模糊了。当杜老师治丧小组给我送来通知的时候，我似乎感到突然。
我进到了追悼会的礼堂，看到了杜老师的遗像，十几年前杜老师的谦虚和蔼的声音笑貌，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我渐渐地感到难过……当那位致悼词的工人厂长——杜老师在小学任教时的学生——读着他的那篇充满诚挚热烈感情的悼词，因为心情激动而声音含咽的时候，我忽然忆起了我自己的许多老师，和我自己的许多学生，眼泪涌上了我的眼角。
我低头跟着捧着骨灰匣的杜老师的家属，和大家一同走出礼堂。在转过身来的一刹那，我觉得有一团团的红光，在我眼前照耀！我抬起头来，原来在礼堂里左排前面，整整齐齐地站立着几排穿着白衫蓝裤，胸前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一团团强烈的红光，就是从他们胸前照射出来的。我如雨的感激兴奋的眼泪，含忍不住地滚了下来！
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解放了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也解放了成万上亿的青少年。我们这些人能和这些胸前闪着红光的青少年，一同来参加杜老师的追悼会，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才能办到的事！
五天以后，也就是在九月六日的《北京日报》上，我又看到了一篇悼念杜老师的文章，上面详细地叙述了杜老师的几十年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异成绩。文章说：她经常激动地对人们说，“每当听到人们叫我‘杜老师’的时候，我总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我爱这个光荣的称号。”“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工程师……哪个不是从小学开始受教育的？我们就像为高楼大厦安放基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把这一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无限的信任。”文章最后还提到杜老师在重病时期，听了党的十一大召开的喜讯时，精神无比振奋，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连声说道：“好！好！我很高兴……”“从此教师大有作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我仿佛听到了杜老师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教育园地里“万花纷谢”，教学讲台上“万马齐喑”的情况下，“痛感教师没有作为”，“教育没有希望”的血泪控诉！但是就在这时期内，我们民主促进会就没有开过联络委员会，我没有机会见到杜老师，不能听到杜老师的更具体更痛切的感受，我是多么遗憾呵！
我正在凝思，一位年轻的教师，敲门进来了。她是我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十分严肃而又十分活泼的青年。她常到我这里来借书、看书，也常和我纵谈她工作的情况。近几年来，她忽然沉默了，每次都是匆匆地看了书就走。这一天，我看见她来了，就拉她坐在我身边，把《北京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递给她看，也对她讲了我的感想。她静静地听我讲完，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您现在听不到杜仁懿老师的话了，但是您还可以听听我们几十万个教师的话呵！当然我和杜老师的感受，还有不同的地方。她是从旧社会的黑暗深渊中解放出来的，在新社会，她听到人们尊她为‘人民教师’，她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们这一代呢？
就说我自己吧，解放那一年，我才五岁。在小学时代，人们把我们当做‘祖国的花朵’，在中学时代，人们把我们看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到当我们走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的岗位，立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像杜老师那样，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付出全部心血的时候，从‘四人帮’的黑手里，一顶顶比磨盘还重的帽子，向着我们压来！什么‘蛀虫’、什么‘苍蝇’、什么‘修正主义苗子’；他们说，我们是在辛辛苦苦地‘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是在精心培养‘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最后呢，他们说‘打修正主义的靶子，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说到这里，她声音颤抖了，她掏出手绢来，却来擦我腮边的眼泪，轻轻地扶着我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太气愤了，未免说得激动一些。那时我们学校里虽然也有少数受到‘四人帮’教唆怂恿的学生，认为‘反教师就是反潮流’，处处和我们为难、捣乱，但是我们并没有灰心丧志！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幼苗，他们正在被摧残、被腐蚀。作为一个忠诚的园丁，我们这些披枷带锁的、被一颗颗毒弹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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