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人们给孤儿们写的一些信，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那些信，写得真叫人感动。
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多的材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写得不那么拖泥带水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凡是同孤儿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把它丢掉。要是实在舍不得丢掉，就留下作为副产品，在别的文章里再写。有些即使同孤儿有关系的，也把它总起来说，不把它分开说。就是那位陈玉珍站长，她同我谈的时候，也不只是谈五个孤儿的事，还谈了她自己的事，她站里一些人的事，我就全不写了。连她们所谈的替孤儿做这做那的一些事，我也省略了很多，我着重写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就是陈玉珍从孤儿家拿了活回来之后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是从这一段里拿出来的。陈站长不是从孤儿家拿回了许多活儿吗，她担心大家忙，做不了，所以她说：
“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儿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儿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我就着重在这一段。因为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从陈玉珍的嘴里说出来的。
同田迈琴同志的谈话写得最多。为什么？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孤儿不孤这件事在我们新社会不算新奇。田迈琴告诉我：
“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些事情，其实不过是一个居民委员会底下许多户里面一户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想到，全国在政府关怀之下的人是有多少了！
关于田大婶，她有八个孩子，大的一个是解放军战士，一个是模范公安人员。要是说起她这一家人来，也是有许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写的是田大婶所介绍的孤儿的父亲这一家人家的过去。还有她们院子里各户人家的新旧对比，这里我只留下两件事情，就是田大婶所说的：“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子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田大婶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写进去了。田大婶同孤儿住在一个院里，她知道有许多人来看孩子们，她说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能都写进去，都写进去又成了流水帐了，所以我就把送东西的，给孩子们做事的，都放在后面总起来写了。我只写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一个理发师，谈到一个工人的时候，我就把话掐断了。实际上田大婶还是说下去的，我就没有让她说了。我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婶没有说完，就说：“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因为再写下去，故事恐怕就会重复拖沓了。我把许多人替孩子们做过的一些事，都搁在写孩子们房间里的摆设时来写。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这是街坊们帮他们洗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这是许多人送给他们的），桌上堆满了书（这也是人家寄的）。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送年画的一切人。（包饺子是张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挂花灯、赠年画是两个少先队。）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里新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我就把这些事都归并到这里来写了。
我前面提到担心这样多的关怀，会使得孩子们特殊化的问题，访问了许多人之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这样写：“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下面是照着他们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写的。第一个是说看到他们的大哥哥周同山。其实我先去的是崇文区，那几个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都在崇文区，后来才到周同山的那个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