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派优秀诗人，代表作为《黑天颂》。
毗湿奴派古诗人，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诗的末节，以代署名，巴努和拉比（作者的名字）都是太阳的意思。
当这些巴努·辛迦的诗在《婆罗蒂》登出来的时候，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正在德国。
他写了一篇印度和欧洲的抒情诗的比较的论文。巴努·辛迦被尊为现代诗人所不可比拟的古诗人之一。这就是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篇论文！
不管巴努·辛迦是什么人，如果他的作品落到现代的我的手中，我发誓我决不会受骗。
语言上也许可以合格；因为古诗人所用的不是他们的本地语言，而是一种摹拟的语言，在每个诗人笔下都不相同的。但是在他们的情感方面，都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任何人把巴努·辛迦的戒指拿来化验的话，就可以看出内里的金属成色。它没有我们古笛的迷人歌调，只有近代外国的手摇风琴的响声。
从表面上看，似乎许多外国风俗已经传进我们的家庭，但是在它的心中燃烧着永不颤摇的民族自豪的火焰。我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浮沉之中，从来没有舍弃过他对于国家的衷心敬爱；这种对国家的衷心敬爱在他的子孙中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感情。但是爱国决不是我所写的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我们的受过教育的人，在语言和思想上，和他们的本国都离得很远。但是我的哥哥们总在培养孟加拉文学。一位新的姻亲给我父亲写了一封英文信，父亲立刻就给他退回去。
“印度教协会”是一个年会，由我们家人帮助成立起来的。
拿巴勾帕·密特先生被指定为经理人。这也许是把印度作为我们祖国的崇敬实现的第一个企图。我二哥写的为民众传诵的国歌《印度万岁》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唱赞美祖国的歌，朗诵爱国诗篇，展览本国的工艺，鼓励民智的才能和技巧，是这年会的特色。
在寇松爵士的德里接见典礼的日子，我写了一篇散文——在莱顿爵士①的时候，我写的是一首诗。那时期的英印政府怕俄国人，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不怕一个十四岁的诗人的笔锋。所以虽然在我的诗里并不缺少和我年龄相称的火热的情感，但是那些高级长官，从总司令到警察局长并没有显出惊慌。《泰晤士报》上也没有登出痛哭流涕的读者来书，预言说因着帝国的地区守护人的漠不关心，帝国就要迅速地崩溃下去。在“印度教协会”的会议上，我在树下背诵了这首诗，听众中还有诗人那宾·辛。我长大以后，他还对我提起这件事。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负责一个政治协会，老拉吉那拉因·鲍斯是这协会的主席。他们在加尔各答一条偏僻街上的一所破房子里开会。会议进行是包藏在神秘之中的。这神秘就是唯一使人敬畏之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议论或行为并没有使政府或人民感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午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我们的前门是锁上的，会议室是黑暗的，口令是一句《吠陀》经文，我们谈话是低声的。光是这些就足够使我们激动，我们不需要别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一个会员。我们用这种纯粹狂乱的气①莱顿（１８３１—１８９１），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的印度总督。——译者氛把自己包围起来，使得我们永远像驾着热情的翅膀，高举腾空。我们没有害羞、胆怯和恐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我们自己热情的热气中取暖。
勇敢也许有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永远坚牢地保持着人类对它的尊敬。在所有国家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一种不懈的努力使这个尊敬生气勃勃。因此不管在什么形势之下，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一派的人，他们是不能逃过这刺激的震动的不断冲击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尽可能顺应这种震动，让我们的想象奔放，聚在一起来高谈阔论，热烈地歌唱。
如果把一个人的天性中那种根深蒂固、而且被他所珍贵的才能的所有出口都闭上，所有通路都堵上的话，无疑地会造出一个有利于堕落活动的不自然的状况。在英帝国政府的广大计划中只打开通向牧师就业的一条路，这是不够的——如果不给冒险的勇敢留个出路的话，人的灵魂定会切望着解放，而要寻觅秘密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坚决相信，如果在那些日子，政府显示出从疑虑产生的威吓的话，那么这个协会的年轻会员正在表演着的喜剧，可能变成一出严酷的悲剧。这出戏，无论如何已经演过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也没有受过损害，我们现在想到这段往事，也只有微笑。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开始忙着为全印度设计服装，把种种不同的图样提到协会里去。外褂是不切实用的，裤子又太洋派；因此他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把外褂改坏了一些又没有把裤子改好：这就是说在裤子的前后，加上一条像外褂的褶子一样的装饰品。那顶可怕的头巾和太阳帽的混合物，连我们最热心的会员也没有胆子把它叫做装饰。没有一个具有普通勇气的人敢于这样做，而我的哥哥昂然不惧地在大白天穿上这全套服装，在一天的下午从家里走到门外等着的马车上去，对于亲戚、朋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