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溢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①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作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呵！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译者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了。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在我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他在我的文学进益上的辅助，是无法估价的。阿克塞·乔杜李是我五哥的同学。他是英国文学硕士，他对英国文学不但极其爱好，也非常精通。一方面，他对于我们孟加拉的老作者和毗湿奴派诗人，也有同样的爱好。他读过好几百首孟加拉无名诗人的诗，他放声高吟这些诗句，不管曲调和效果，也不顾听众不同意的表情。也没有什么他身外或内里的原因，能阻止他大声地为他的音乐打拍子，离他最近的桌子或是一本书，都可以被他轻捷的手指敲出有力的鼓点，帮助他把听众鼓舞了起来。
他也是这种能以无限的才力从一切东西里提取快乐的人。他时刻准备着从每一件事物上吸收一丝一毫的优点，同时立即唱出他的过分的赞歌。他有一种飞速地写出很好的抒情诗和歌曲的卓越天才，但是他不以作者自居。对于他用铅笔写过到处乱掷的成堆的稿纸，他从不加以注意。他的才气是充溢的，但是他对于他的多产却是那样的淡漠。
他的一篇长诗在《孟加拉大观》上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欢迎，我听到过许多人在唱着他的诗，但却不知道是他写的。
对于文学的真诚爱好，比博学可贵得多，就是阿克塞·乔杜李的欣赏热情把我自己的文学欣赏唤醒了。他对于友谊和文学评论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在生人中间，他就像一条失水之鱼，而在朋友中间，智力和年龄的差别，对他是不发生影响的。和我们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孩子。当他在深夜从大人们的穆杰利斯中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他把他拉到书房里去。在那里，他坐在我们书桌上，以毫不消减的亲切，使他成了我们小小集会的灵魂和中心。在许多这种场合里，我听过他欢天喜地地讲解着一些英国的诗歌，做着欣赏的讨论，批评的探索，或是热烈的争辩，或是对我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报以慷慨的称颂。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是我文学和情感训练最主要的辅助人之一。他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也喜欢唤起别人的热情。
他没有让年龄的差别①阻碍我们之间知识与情感上的自由交往。他所给我的极可感谢的自由，别人是不敢给的；许多人甚至于责怪他。他的友谊使我有了去掉羞怯的可能。我在幼①几乎相差十二岁。——译者稚时期受过压迫的灵魂，对于友谊的需求，就像炎暑渴望云霓一样。
若没有这样突然地把我的枷锁斩断，我可能终身残废。掌权的人总是不倦地举出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来作不给自由的理由，但是若没有这个可能性，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学习正确地使用一件东西的方法，就是通过错误地使用它。至少对于我自己，我真是可以说，从我的自由中产生的任何小毛病，总是把我带到纠正毛病的路上去。我从来不能把人家揪着我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耳朵，强迫我吞咽的东西，变成为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