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细节都很熟悉。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只要他掌握到事实，这事实就永远无法逃脱。
父亲曾在他的那本《薄伽梵歌》①中，勾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叫我把这些句子连译文一起替他抄下来。在家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当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地位的光荣。
这时我已经把那个蓝稿本扔掉了，而拿到了一本装钉本的李特式的日记。现在我留心让我的写诗不会缺乏外表上的尊严，这不但是为着写诗，而且也是为着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诗人。因此当我在博尔普尔写诗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在一棵小枣柳树下面，我觉得这样似乎是真正的有诗意的写法。我就这样地在烈日下，没有铺着草皮的坚硬的石块地上，写出一首关于《普利色毗王之败绩》的战歌。这首诗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争精神，也还逃不了早夭。这个装钉本的李特日记，也走上她姐姐蓝稿本的道路，没有留下地址。
我们离开博尔普尔，一路上在萨希卜甘杰、迪纳普尔、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都小作逗留，最后在阿姆利则停下了。
在路上有一个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火车停在某一个大站上。查票员过来剪票。
他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有什么疑问又不肯说出似的。他走开一会儿，又带回一个同伴来，两个人在门口踌躇了半天，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来了。他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着名插话之一。——译者看了我的半价车票，以后就问：
“这孩子没过十二岁吗？”
“没有过。”我父亲说。
我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看上去比我实在的岁数显得大些。
“你一定得替他付上全票的钱。”站长说。
父亲的眼里闪着怒火，一语不发，只从匣子里拿出一张纸币交给站长。当他们把余款找回来的时候，父亲鄙夷地把这钱扔还他们。站长站在一边，为他卑鄙的怀疑的暴露，感到羞愧。
阿姆利则的金庙，像梦似的回到我的心上来。好几个早晨我陪着父亲到湖中心的锡克教的古鲁达尔巴尔①里去。庙里经忏不断。父亲坐在顶礼者的中间，有时也加入唱起赞歌，当他们发现有生人参加礼拜的时候，就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回去的时候，总是满载着冰糖和其他糖果祭品。
有一天父亲请一个诵经队队员到我们那里去唱圣歌。也许是这个人对于报酬喜出望外，结果是有那么多的歌人队伍来侵犯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防御。当他们发现不能进入我们房子的时候，这些歌者就在街上截击我们。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张冬不拉琴横挂在一边肩膀上，看到这个，我们就像鸟儿看到猎人的枪口一样。真的，我们变得非常警惕，远远听到冬不拉的弦声，就会把我们吓走，①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所造，兰季特·辛格在位时，庙上加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被称为“金庙”。——译者完全不会被装进猎袋里去的。
到了夜晚，父亲常坐在对着花园的凉台上，我就被叫来对他唱歌。月亮升起了，月光透过树丛，射到凉台的地上；我用贝哈加调唱着：
父亲低头合掌凝神地听着，直到现在我还记起这幅夜景。
我曾说过，父亲听斯里干达先生说起我那首颂神的处女作时，感到好笑。我记得后来我是怎样得到了补偿。在一次入冬月节的时候，有几首颂歌是我写的，其中的一首是：
那时父亲已在钦苏拉卧床不起了，他把我和我哥哥乔提叫了去。他叫我哥哥用手风琴伴奏，让我把我写的颂歌一一唱过，有几首还要我唱两遍。我唱完了，他说：
“如果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语言，也能欣赏它的文学的话，他一定会奖赏诗人的。既然情况不是如此，我认为这就必须由我来做。”说着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带着几部彼得·帕尔利丛书，从中取材来教我。他选出班治敏·佛兰克林传作为开始。他以为读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既有趣味，又有积极意义。我们开始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佛兰克林是一个过于事务式的人。他的狭隘的利益关系的道德，引起父亲的厌恶。
在某些事情上，父亲对于佛兰克林世俗的小心谨慎，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常常忍不住用激烈的语言来斥责他。
在这以前我除了背过几条焚文文法之外，没有接触过梵文。父亲让我一下子就开始读梵文读本第二册，让我一面读一面自己学习语尾的变化。我的较深的孟加拉文造诣，对我帮助很大。①父亲也鼓励我开始练习用梵文写作。我用从梵文读本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Ｍ音和Ｎ音，造成一种妖魔一样混杂的神仙语言，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
同时我也读普罗克特的《普通大文学》，父亲用浅近的语言给我讲解以后，我就用孟加拉文把它写下来。
在父亲带来的书籍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吉宾的十卷《罗马史》。这几本书似乎是十分枯燥无味。我想，“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万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