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见解。我们坐在晚餐桌上，一只又厚又大的圆木盘上面堆着油炸薄饼，放在我们面前。他开始小心谨慎地，从相当的高度把几块饼丢到我们的碟子里，就怕把自己弄脏②了——这饼就像是凭着暴力从神人那里强夺过来不愿施予的恩赐一样，在他迅速而冷淡的手法之中，落了下来。以后他就问是不是要他再分一点。我知道那个最使他感激的回答，为了不使他吃亏，我①②饮食的时候，抓东西吃的手如碰到食具之类的东西，被认为是宗教仪式上的不洁净。
——译者达苏拉亚（１８０６—１８５７），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
就不再要了。
艾思瓦还受托管理我们每天下午的点心钱。他每天早晨就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知道说出最便宜的东西他会认为是最好的，所以有时我们就要一点小吃的炒米花，有时要一种不容易消化的煮豆或是炒花生。很明显，艾思瓦对于我们的饮食并不像对经典那样地用功和死板。
在东方学校的时候，我发明一个方法来提高我的作为学生的地位。在我们凉台的犄角上，我成立了一个班。木头栏杆是我的学生，我做老师，拿着一根棍子坐在他们面前。我决定哪一个是好学生，哪一个是坏学生——不但如此，以后我还能分别哪个安静哪个淘气，哪个聪明哪个笨。那几根坏栏杆假如是活的话，一定也被我打得连鬼都不愿当了。而且我越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越生我的气，直到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责罚个够。我是怎样专横地虐待我那一班可怜的哑巴学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可寻了。我的木头学生已被铸铁的栏杆所代替，新的一代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他们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体会到学方法比学内容不知道要容易多少。
我毫不费力地就从老师们的表现上学到了一切暴躁、性急、偏心和不公平，而没有学到其他的教学方法。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还没有在任何有知觉的生物身上，发泄野蛮行为的力气。但是，我的木头学生和东方学校学生的差别，并不妨碍我的心理和东方学校教师完全一致。
我在东方学校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进师范学校的时候年纪还是很小。我只记得一个特点，就是在上课之前，所有的孩子都在廊上坐成一排，吟唱一些诗句——显然是想在日课里加进一些快活的成分。
不幸的是这些字是英国字，调子也是外国味儿的，所以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是在练习着什么咒语；而这无意义的单调的表演也不能使我们快活。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准备这个款待的学校当局的严肃的自满；他们认为去检查他们恩赐的措施结果是多余的：他们也许认为孩子们没有顺从地快活是有罪的。无论如何他们很满足于应用那些他们找到的歌，连歌带曲都是从那本提供这理论的英文书上来的。
这段英文到了我们嘴里所变成的语言，只能请语言学家去揣摩了。我只记得一行：
Ｋａｌｌｏｋｅｅｐｕｌｌｏｋｅｅｓｉｎｇｉｌｌ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想了半天以后我才能猜到一部分原文。那个Ｋａｌｌｏｋｅｅ是哪一个英文字变成的我还不清楚。余下的我猜是：
……ｆｕｌｌｏｆｇｉｅｅ，ｓｉｎｇｉｎｇ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
（高兴之极，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唱！）当我对于师范学校的回忆从模糊渐渐清晰的时候，这些回忆一点都不甜蜜。我如果能和大一点的孩子接近的话，学习的苦痛也许不至那样地难于忍受。但那终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孩子在举止习惯上是那样讨厌。因此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到二层楼上，整段时间我坐在窗口看街。我数着：一年——两年——三年，心想不知有多少年头要这样度过。
在教员当中我只记得一位，他的语言是那么肮脏，只因看不起他，我坚决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样我终年沉默地坐在他班里的末一个座位上，在别人都忙着的时候，我就被丢在一边，去努力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问题之一，我记得，我曾深深地考虑如何才能不用武器而战胜敌人。我至今还记得，在同学们哼哼地背诵功课的声音当中，我如何在这问题上出神。如果我能训练出一些狗、老虎和其他凶猛的动物，在战场上摆上几行，这样，我认为，可以作为激励士气的前奏。以后再把我们的人力涌上前去，胜利是一定可以取得的。当这个奇妙而简单的战略图画，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鲜明生动的时候，我方的胜利就变成不容置疑的了。
在工作没有来到生活中之前，我总发现很容易找到成功的捷径；从我工作以后，我发现冷酷的还是真冷酷，困难的也真是困难。这个，当然不那么愉快；但是还不像努力去寻找捷径的不快那样糟糕。
在这班中的一年终于过去了，我们接受瓦查斯帕蒂老师用孟加拉语的考试。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我得到最高的分数。那位教师向教育当局控诉说，在我的考试上有了徇私。因此我又考了第二次，校长坐在考官的旁边，这一次，我还是考了第一。６做诗这时候我还不到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