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
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
“我接到电话跑来的时候，孩子们已在街坊的爱抚之中了。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还有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说到这里，他的眼角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意，“这些一直在父母照顾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他们领到月费，头两个月是不到月底就用亏了。周同山还拿一笔存款，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摆设，像书柜、挂图和留声机等等。同院的田大婶气得说了他一顿。我们和街坊上的人们，也不断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教给他们记帐，看看钱都花在哪里，教给他们精打细算。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拂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找工作。
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到北京学徒以前，只上过四年半的学，那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我的故乡——束鹿，我们只能在坟地里上课，拿土地当石板，连钢笔都没有见过。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