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