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
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
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长工。
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
“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
“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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