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
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
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
“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着就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
“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
“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