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的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与对书中主人公刘彻性格心理表现为一体，本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如陈阿娇、卫子夫、窦太后、平阳公主、卫青、田蚡、窦婴、周亚夫、司马迁、李广、李陵等人的性格、心理及命运变化，都是充分人性化了的。尤其是对卫子夫、平阳公主等女性心理状态表现得更为细腻而丰富，不仅写出了宫廷生活，以及宫廷之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化、伦理化特点，也写出了宫廷斗争独有的恐怖与残酷。
朝会是皇权政治决策和各种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也是作者揭示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书中的一些主要朝会都写得很好，于面争廷折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理的瞬息之变。正是通过朝会，作者不仅把刘彻的思想、心理、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朝会上的选择，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与人的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怯懦、大公与无私、光明与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者还充分表现了在皇权政治中，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如位高权重的田蚡，在政治思想上虽有投机的成分，但还是正确的，然而他的为人及个人生活却是卑鄙无耻、不择手段、贪贿成性的；如张汤，他是一个以株连和陷害为能事的酷吏，甚至因嫉妒而制造了他原来的上司李文灭族的惨案，但在经济上却又是清廉的，连他的老母亲也以有这样“勤于国事”的儿子而骄傲。
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汉武大帝》的作者持的是以国以民为本的道德主义立场，它张扬的是李广、司马迁、张骞、卫青、卫子夫、韩安国、周亚夫、苏武、汲黯等能臣良将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和境界，鄙视的是韩嫣、田蚡、李蔡、李延年、李广利这样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只为个人谋利益的小人。所以全书弥漫着一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又充盈着高贵的人格力量。将历史、民族、政治人格化，不是为史而史，而希望对当今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家的人格建构有所启示和引导的作用，这或许是已达“知天命”之年的作者对社会政治和人性人情的新的感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