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Ｐ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Ｐ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Ｓ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Ｐ家走走。那时Ｓ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Ｓ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Ｐ也只笑了笑，说：
“×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从此又是三年——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
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Ｓ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Ｐ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Ｐ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Ｓ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Ｓ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Ｓ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Ｓ补着袜子，Ｐ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Ｓ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屋，就是Ｐ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Ｐ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Ｐ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
“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Ｐ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州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的云南的海蓝的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穿起衣服，走了出来，看见Ｓ蹑手蹑脚的在摆着早饭，抬头看见我，便笑说：“睡得好吧？你骑了一天马，一定累了，我们没有叫你。Ｐ上班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等着你一块儿吃粥。”说着忙忙的又到厨房里去了。
我在外间屋里，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四周审视。“公使馆”的物质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馆”的整洁美观的精神，尽还存在，还添上一些野趣。饭桌上戴着一块白底红花土布，一只大肚的陶罐里，乱插着红白的野花。
桌上是一盘黄果，——四川人叫做广柑——对面摆着两只白盘子，旁边是两把红柄的刀子，两双红筷子，两个红的电木的洗手碗，两块白底红花的饭巾……正看着，Ｓ端了一盘鸡蛋炸馒头片进来，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对面。我们一面剥黄果，一面谈话。
白天看Ｓ，觉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许多，但精神仍旧是很好，身上穿着蓝底印白花的土布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