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已经定了，你自己说的，这事当然应当听话。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对象，我已把这责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请你帮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过来，红着脸回头就走，嘴里说：“你总是爱开玩笑！”我拦住了她，正色说：“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事母亲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只等候你的意见。”她站住了，也严肃了起来，说：“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国吗？”我说：“这事我们也讨论过，正因为他要出国，我又不能常在家，而母亲身边又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她低头思索了一会，脸上渐有笑容。我知道这个交涉又办成功了，便说：“好了，一切由我去备办，你只预备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进屋去。舅母却走了出来，笑说：
“你这大伯子老没正经——不过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没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亲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西郊赶进城来。当天，他们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新娘明艳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闹哄哄的回到家里来，摆上寿筵。拜完寿，前辈客人散了大半，只有二弟一班朋友，一定要闹新房，父母亲不好拦阻，三弟四弟乐得看热闹，大家一哄而进。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我坐了一会，翻起书本来看，正神往于万里外旧游之地，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走进去一看，原来新房正闹到最热烈的阶段，他们请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从了，而他们还不满意，最后还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许是生气了，只是绷着脸不肯笑，两下里僵着，二弟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没主意的笑着四顾。我赶紧找支铅笔，写了个纸条，叫伴娘偷偷的送了过去，上面是：“六妹，请你笑一笑，让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们赶到我屋里去！”忙乱中新娘看了纸条，在人丛中向我点头一笑，大家哄笑了起来，认为满意。我就趁势把他们都让到我的书室里。那夜，我的书室是空前的凌乱，这群“小土匪”在那里喝酒、唱歌、吃东西、打纸牌，直到天明。
不到几天，新娘子就喧宾夺主，事无巨细，都接收了过去，母亲高高在上，无为而治，脸上常充满着“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从西郊回来，做客似的，受尽了小主妇的招待。
她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是从开天辟地就在我们家里似的，那种自然，那种合适。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国，我和三四弟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都不能常在左右，只有她是父母亲朝夕的慰安。
十几年过去了，她如今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对于“大哥”，她还喜欢开点玩笑，例如：她近来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头子”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０日《星期评论》第２９期，署名男士，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