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
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
《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
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