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我愿做一个好教员，若我是一个牧者，我愿做一个好牧人。高谈职外，分外事，都是无成功，无结果，玩霸时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高唱者，是误国的中心分子！只说“假如我做大总统，便怎样怎样”，“假如我做教育总长，便怎样怎样”，这只是遁词，是你无意向上的表示，你明知你未必有做大总统或教育总长之一日，不过说说好玩，乐得躲在一边做旁观者，批评讥笑在台上呼应不灵的人，中国若亡便亡在这些人身上！
不过做学生，书记，牧者等等似乎都容易，但加上一个“好”字，便不容易了！这是古今许多的人们，努力趋走的一个标门，但走到的人究竟还少。这其中需要人生观，需要哲学，需要爱的哲学。至此我以为我燕大同学向这标门趋走的人，至少已得个捷径，固为“宗教”
解释给我们“为何爱’，而“教育”教给我们“如何爱”！
这便是我写这篇的原因了，这些感想，原可我自己“中心存之”，不必说出来叫大家知道批评的，不过我以为真能维持秩序的国民，还是出于燕大，燕大学生所做的一切服务，往往是比较的彻底，不叫嚣，不夸张，便成功也只是默默然。这种精神，是我五年来所感谢而佩服到无地的。而且我们的同学出校之后，往往即时有最着实最原始最有力的工作，等着我们。我们的同学，是做沉潜而吃力的工作的，有话只向你们说是有效果，有意思的，自家人不曲折，我便絮絮的写了许多。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也许是这篇的解嘲罢，我介绍一本书，竟说到“宗教”和“教育”来了，总之我的“感想之流”是如此流泛的。
说说笑话罢，人家要说“留学生爱发议论”了。诚然，我素来是不大会写这种论列的文字的。不过“留学生”三字，对于我，是两头不差，中间有愧！“欲归未得”，可谓之“留”，“病而未死”，可谓之“生”，而“学”之一字，真是无从说起！
去年九月二十上课起，十一月二十六病倒。这九星期之中，刚将威尔斯利大学图书馆文学室书籍的分架，和各课堂宿舍的方位记住；刚将一部分师友的姓名住处记清；刚将上课和会见教员的时间记准；此外交了几篇文课，和读书报告；赴了几次茶会，泛了几次轻舟，如斯而已！正是学洒扫应对的时节，一病便连此也搁下了。病中七个月，为舒意起见，还是看中国书报的时候居多，偶然看几本无关紧要，不合时宜的英文诗和小说，只是消遣，更无“学”
字之可言。司徒校长说我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写作，散步上，我奉阅之下，受宠若惊！“散步”信有之，“写作”则偶然，“读书”则简直是千载一时的举动！
至于旅居异地多受感触，这端我是质直的承认。美国多数人士对于中国国情隔阂得很，以学生为比例，美国学生知道中国的事的，的确比中国学生知道美国的事的，少的多多。
中国高小的学生，没有不知道华盛顿，而美国大学学生，知道孔子的真没有几个。去年在威校我交一篇论文，论到孔子的哲学与中国的影响，全班同学没有一个知道孔子是谁的，为此教员特意叫她们到图书馆去看参考书，然而图书馆中关于中国的书也很少很少！
和一班人谈话，调皮的孩子，便问中国女人的裹脚，和男人的辫子。好些的便提到他们所认识的洗衣局和杂碎馆的中国人。或问我中国人三餐是不是都吃杂碎（Ｃｈｏｐｓｕｅｙ）？知道中国是民主的，更是十无四五。再好一点的，便动问教会在中国的工作，知道几个学校医院的名字。谈国际提到威灵吞顾，谈军队提到冯玉祥，谈戏剧提到梅兰芳，这便是最好的了！谈话之间，我也未必喜欢太知道我们国情的人，本来我们没有什么体面可说的事，谈话也须有后盾呵！
当然的，时时有刺心碍面的事，震到我们耳鼓中来，感触自不能免。在国内时，若是报上看见这些事，这羞愧的重担有千万的读者，和我分担，在班上听见，有三四十个同学，和我分负，处处我是四万万人中之一人。如今我走出去，在道上，在茶会中，在宴筵里，我脸上刺着中国，背上负着中国，中国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当着无数异族人面前，我，我便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我非木石，如何能不受感触？
提到留学生，我再说几句话，我对于留学生界情形很隔膜。一来一年中病了大半年，读书的事都弃置了，交际通信，更是不多。二来我病后对于中国学生，并没有特别的周旋（燕大留美同学会也因病未赴），一切都不闻不见。只据人学说，此间留学生，对于国情有的简直很无闻，重要消息和国内思想界的变迁，有的人还不知道。留学生出版物，反不如国内精神踊跃……
又有人说留学生的职业趋向，近来已不如先前的“虚荣热”，如今学农业的都情愿在自己村田中工作，不愿在农商部里做科长科员了，大家很有自底下做起的趋势……
这两方面我都只见到一点，不过留学生以优秀分子自命，以将来中国领袖自居（去年十月在波士顿中国学生某集会中，我亲自听见人家演说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