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是痨病，后来就死了。”
“既然住在地下室，那么说，她很穷？”
“可穷啦！瞧着她都心里难过。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好歹还有点什么，可是她才住我们那儿五个月，竟欠了我们六卢布的债。我们好歹把她给理了；我男人给她打了口棺材。
”
“布勃诺娃怎么说，是她给埋的呢？”
“哪儿跟哪儿呀！”
“她姓什么？”
“我也说不好，先生，太绕口了；大概是外国姓。”
“史密斯？”
“不，不太像。于是，安娜?特里福诺芙娜就把她留下的这孤女要走了；说是收养。这事挺蹊跷……”
“收养她准有什么目的吧？”
“准没安好心，”那女的回答，似乎在寻思，拿不准：说还是不说？“我们倒没什么，我们是局外人……”
“你那张嘴最好找个把门的！”我们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穿着大褂的中年男子，大褂上还罩着件长外套，一副手艺人打扮--他是那女的丈夫。
“先生，咱跟您没什么可说的；这事咱管不着……”他乜斜着眼，把我打量了一番，说道。“你快回去！再见了，先生；我们是打棺材的。要是用得着这门手艺，我们将非常
乐意效劳……除此以外，咱没工夫伺候……”
我走出了那楼，思前想后，十分激动。我虽然不能有所作为，但又不忍心把这一切就这么撂下。棺材铺老板娘的某些话使我实在气愤难平。这事准有什么蹊跷：我预感到了这
一点。
我低头沉思，信步走去，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我眼前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站在那里，几乎是摇摇晃晃，穿得相当整洁，但披着一件蹩脚的军
大衣，戴着一顶油渍麻花的鸭舌帽。这脸看去挺熟。我开始端详，琢磨。他向我挤了挤眼，嘲弄他微微一笑。
“认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