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的一点就是：一是把敌人十五万人分开段落，第二是利用平川地形展开一个宽面的侧击的阵容。如果马法五前来，对这一击他是很难招架的。四面受敌，很难统驭住他的部队不被冲个落花流水。
梁近担心的是：马法五是以临战姿态前来的，他会预有准备，而部队能否按计划如期做到，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临洺关、紫山还在敌人手里。邯郸地区兵力空虚。计划是有了，目前现场没兵，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战斗力都是相当强的。须知敌人是八个军，而不是三个军。假如敌人在我兵力没有赶到的情况下四个军并排推进，长驱直入直逼邯郸，就会置我于被动。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全部脱节。敌人一旦突破邯郸防线，后边敌人自然会相继跟进的。何况北面还有石家庄敌人的十六军，南面还有仅一水之隔的三十二军。
不管怎么说，目前的情况是不乐观的。马法五三个军六万人，我即使放弃次要战场，尽一切力量也只能集中起六万人，想调集到一起更不是容易的事。兵力和敌人持平，装备差敌人一筹。滏阳河套是多沙地带，村落稠密，打一场平原村落战，对攻、守双方都不是易事。我们面对的又是一股强敌。即将到来的战斗将是一场硬仗。待我们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蒋介石后边还有五个军跟进。我们就得被迫撤离交通线，退回大山里去。
刘伯承司令员考虑到高树勋的问题。打硬仗是个问题。部队不怕打硬仗，打硬仗才好锻炼部队，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但是争取高树勋起义，分化敌人首脑这一作用更大。
上党作战，攻长治正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政委赶到黎城，接见了高树勋派来太行山的代表王定南。王定南是共产党员，是高树勋的座上客。高树勋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歧视。日本投降前夕由王定南安排，让高树勋在河南省南召县马市坪，和我军陈先瑞举行火线会谈，结果在国民党中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主张调胡宗南对高树勋采取有力措施，胡宗南主张命令李文以九十军由芦氏东移嵩县，向高树勋新八军逼近，进行监视，随后克扣给养，寻衅刁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高树勋气愤已极，亲笔写了给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交给王定南说：“劳驾为我赴晋冀鲁豫太行山一行，去见彭总，把这封信交给他，详情由你面谈。”
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亲笔信，于八月一日从南召新八军驻地出发，奔向晋冀鲁豫太行山去见彭总。他要走出河南西部伏牛山，过黄河，到山西，上太行山，来完成这一路途遥远，使命重大的任务。王定南一路步行走到许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见到人民欣喜的面容，同声庆贺的场面。火车、卡车日夜奔忙，大队土兵在泥泞的路上挣扎。王定南想：日本投降，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他的行动刻不容缓。他加紧赶路，自郑州过了黄河，赶到新乡。新乡已经变成一座兵营，到处是兵，如临大敌。
王定南见到朱穆之。共产党员朱穆之是孙殿英的“座上客”。情况变了，必须立即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他们结伴一起北上太行。从新乡直奔辉县；柏树湾、临淇、合涧、林县、姚村……正赶上秋雨连绵的季节，他们撑着伞，踏着泥泞的山路，冒着滂沱大雨，日夜兼程，一直赶到任村。任村是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个“口岸”。王定南带病强行，赶到赤岸。不巧，刘、邓已经到黎城前线指挥上党战役去了。
王定南又赶到黎城。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从长治前线赶回黎城接见了他。
王定南立刻把高树勋给彭总的信交到刘伯承司令员手里。
刘伯承司令员看信。
王定南说：“自从高树勋和陈光瑞同志在马市坪火线会谈之后，蒋介石对高恨之入骨，因当时处在抗战最前线，一时不好收拾他，一直拖延至今。所以高树勋写信给彭总，希望友好联合。”
刘伯承司令员看完信说：“彭总已经不在太行，回延安去了。蒋介石已经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准备向各解放区进犯。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在同蒲路南端集中，准备北上。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已经集结新乡一带，高树勋的新八军也在内。”
王定南听后十分惊愕，在他离开河南省南召县后的一个半月里，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内战一触即发。他没想到，高树勋已经到了内战的最前线。他真有点不解，木木地站在那里。
邓小平政委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做这一项工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你赶快回新乡去，做好高的工作。把党的工作建立起来，你们有几个党员？你提名，我批。”
王定南说：“两个党员是高部的两个团长。一个叫田树青，一个叫周树一。再就是我和我爱人唐宏强了。”
邓小平政委当即批准：“你们四个人为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成员，由你负责。”
王定南一听，心里安定下来。从现在开始他是在刘邓直接领导下工作了。高树勋就在近旁，不须再去跋涉万水千山了。
刘伯承司令员坐到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