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历史的经验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华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