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蒋介石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1936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30万之众锐减为不足3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30多万，并调遣100多架刚刚从意大利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至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宿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须臾之间，蒋介石仿佛觉得历史在不断地反复。他仔细看了一眼毛泽东，还是18年前在大革命中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的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不过目光更加深邃了，仿佛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另找话题。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作了种种让步，蒋介石却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的统一。谈判因此于9月中旬陷于停顿。
蒋介石“叫板”了，他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听罢一笑，当面告诉蒋介石：“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叫板”，是因为20多天的“谈判”时间，使他做了大量的准备，自认为可以采用强硬态度了。
上党兵败蒋某平汉急遣兵
9月4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1933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内战的号角就这样被蒋介石薄薄的嘴唇吹响了。以军事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他坚信强大的国军无坚不摧。只要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的前途只有两个：要么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从容笑对，是因为他没到重庆之前就料到了蒋介石的如许伎俩，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当接到刘邓关于上党战役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且极为干脆地说：“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说蒋介石对未来前途的估计有两个，那么毛泽东的信条只有一个，这就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因而，此刻——蒋介石寄希望于上党。毛泽东也寄希望于上党。
上党，作为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成了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处于焦点中的上党战役，正在进入攻坚阶段。
自9月10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歼敌7000余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兵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